中国经济迈向何方?


  无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率是世界最高的,白重恩等人提出的“中国奇迹”概念也已被接受为国际经济学界主流术语,成为AER、QJE等经济学权威刊物经常讨论的热门主题。但同样无可否认的是,步步高升的GDP数字背后是很多严峻的现实:不断加大的城乡差距、东西差距,资源消耗型产业结构造成的增长-环境矛盾,以及过高的基尼系数导致经济增长的“蛋糕”无法被更广泛地分享,特别是今年以来所发生的物价上涨,股市跌宕起伏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谈论中国经济时所无法回避的,增长不是一个单一维度的过程,需要多角度综合审视。

    
    中国经济改革并不是一个事先有完备方案的系统工程,而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摸索试探过程。1978年由于香港的加工业向周边扩散,临近香港的东莞等地率先搞起了“三来一补”,随后中央以政策文件形式认可了这种模式,并在沿海地区以试点形式加以推广。同样是在1978年,小岗村的村民偷偷摸摸试验“把田分了”,这种模式经过政策化,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来一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构成了中国工业和农业改革的基础起点。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模式的最初探索,都是地方因地制宜的临时举措。行之有效之后,才被决策层先试点再推广的方式加以制度化。80年代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并未成功企业承包责任制改革,都有一个地方自发探索——中央试点改革——全国推广的过程。中国的改革以这样的方式摸过了最初十年的石头滩。
    
    从国际环境来看,1973年石油危机诱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对外转移。率先受惠的是“亚洲四小龙”。当“亚洲四小龙”需要外包一些更低端的加工时,拥有廉价劳动力资源的中国恰好开始了改革开放。“三来一补”模式的成功正是这种背景的产物。因此,得风气之先的也必然是东部沿海,中西部地区无法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而此时中国的主要经济合作伙伴是日本、港台、东南亚。
    
    1992年之后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推动力量实际上是与外资合营,从事深化了的加工制造业。背景是苏东解体和美国的新经济导致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向金融、高新技术和服务业进一步倾斜,机械制造业开始对外转移。而1997年的金融危机则彻底摧垮了东南亚的加工制造业。使中国变成了真正的“世界初级产品加工厂”。美国和欧洲成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
    
    可见,中国前30年改革的两大动力其实是政府和外资。中国的经济奇迹正是建立在上述的演化轨迹之上。当前,中国的产值大部分由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所创造,产品主要用于出口,高达70%的外贸依存度和1.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这种经济结构的后果。并且,外贸依存度和外汇储备的高涨势头仍然有增无减。
    
    中国的确以这样的方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这样的奇迹还能持续多久?这是一个问题。加工制造业最基本的特征是需要资源和厂房。经济要增长,就得增加新的厂房,并且消耗更多资源。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国情是,我国总耕地面积已经下降至18.37亿亩,距离18亿亩的“吃饭警戒线”只有毫厘之远。实际上,能够用于建厂房的地,一般都是可耕地。现在的情况是,能用于建厂房的地已经几乎用完,那么,新的厂房将建在哪里?如果没有地方可新建厂房?加工制造业经济还谈何增长?这还只是考虑了用地情况,更别提我国原本匮乏的自然资源状况了。可见,现有的模式能不能给中国经济带来更长远的发展,已经成了严峻的问题。
    
    显然,只有在不必增加厂房和资源消耗的情况下发展经济,才是我国唯一的出路。这就要求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升级为依靠创新和服务带来增加值的新经济结构。但是,产业升级需要的两大动力源是技术和资本。当前国际上核心技术的拥有状况是,在全部两万六千多项核心技术中,一万八千多项为美国独有,中国拥有的只有五十项左右。而我国的资本攻击,则更是几乎百分之分依赖外资,连人民币本身都被金融界称为“画着毛 泽 东头像的美元”。一没技术二没资本的情况下,我们靠什么来进行产业升级?
    
    我国政府对当前的经济形势有比较清楚的把握,因此,在2006年把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明确下来。今年以来更是成为了政 府经济工作的中心。不过,可以看到的是,在政 策文件中,产业升级的动力来源仍然只是作为问题被提出,并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只有一些方向性的政策建议。
    
    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了一个重大关口,原来的路已经接近尽头,未来向何处去,只有大概的方向判断,路怎么走,仍然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