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了吗？

　　贺永顺

　　

　　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3月19日刊登题为《中国的下一个挑战》的文章称，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当然是一个让中国人难以接受的结论！单从中国尚有7%以上的年增长率来看，中等收入陷阱也应该离我们很遥远。但这个问题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我们在很多地方与那些深陷其中的国家非常类似。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社会公平严重受损，改革创新的热情持续下降，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相比于低收入阶段，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极易导致贫富分化的阶段。一方面，在这个阶段由于社会财富总量迅速增加，客观上为贫富差距扩大提供了基础。如果社会财富总量很少，收入差距一般很难扩大，社会成员在总体上主要处于贫困状态，分配不公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绝大多数人面对的都是贫困，即便是极少数特权阶层，其财富也抵不过现在一个中产家庭，因此基本不存在财富公平问题。

　　另一方面，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绝大部分政府由于惯性会延续以前的发展模式，即仍然将经济增长而不是收入分配作为关注重点，继续作为一个发展型政府，而不是尽快转型为一个服务型政府。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社会财富不足的问题，政府更多关注经济增长是合情合理的。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收入分配就应当成为首要问题，经济增长则应退居其次，政府功能就需要相应转型。

　　如果政府继续热衷于主导经济增长，一方面会削弱市场和企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基础性作用，造成市场发育不全，打击社会成员和市场主体创造创新的积极性，也极容易导致政府越位、权力寻租及贪污腐败问题；另一方面还会导致政府自身功利化，并很难超脱于各个既得利益团体之外，而且继续过多关注经济增长，必然会减少对财富分配的关注度。政府转型失败，是导致中等收入阶段贫富差距扩大和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原因。

　　因此，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特别需要关注收入分配和财富公平的阶段，也是一个特别需要防止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严重分化的阶段。

　　如上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基尼系数长期徘徊在0.44-0.66之间，平均基尼系数一直在0.5以上，巴西在上世纪90年代末基尼系数甚至高达0.64。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同样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这几个国家的平均基尼系数一直在0.42左右，社会群体出现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一直属于财富分配平均的社会，基尼系数长期保持在0.2左右，即使在经济发展迅速的1991-1998年期间，基尼系数也一直低于0.4。但1999年以后，基尼系数开始随着财富总量的增加而迅速攀升，2003年达到了0.479，2008年和2009年一度在0.49以上，尽管2009年以后有所回落，但也一直在0.47以上，2013年仍高达0.473。行业间收入差距或已达10倍，贫富分化程度已接近甚至超过拉美国家，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一时期恰好也是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期。

　　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是几乎所有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共同问题，即使那些已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可怕，甚至可以认为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公平受到损害，又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不仅会阻碍经济持续增长，而且会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绝无可能，拉美和东南亚国家就是这方面活生生的例子。

　　为什么贫富差距扩大会导致经济增长停滞以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笔者认为，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通过学习和模仿就可以达到，并不需要在经济模式、社会管理以及政治体制上有太多的改革创新。但当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则不可能再沿用学习和模仿的方式，而必需要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进行全面改革创新，才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韩国、日本和以色列在这方面都是成功的典范。而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不仅无法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反而会进一步削弱一个国家的改革创新能力，甚至会造成深刻的社会经济危机。

　　首先，贫富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是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的必然结果，严重的贫富分化则会导致社会两极化和社会分裂。一个长期处于分化状态的社会一定是一个不稳定的社会，各个社会阶层不仅很难拧成一股绳，反而还会处于冲突和对立之中，再好的发展政策也不可能落实到位。分配不公所引起的贫富悬殊、贫富分化和贫富对立,还会导致经济领域违法犯罪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社会对政府的信任度下降，对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增加，直至导致政权不稳或反复更迭，这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削弱政府引导经济发展的能力。最终形成“经济不发展，社会不稳定；社会不稳定，经济越停滞”的恶性循环。拉美及东南亚国家即是比较典型的例子，甚至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由于经济长期低迷，也出现了首相年年换的政治乱象，反过来又进一步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其次，贫富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极易导致反向激励。一般来说，正常的市场竞争和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并不会造成严重的贫富差距，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的背后，大多是制度不合理或是直接与贪腐有关。合理的贫富差距有助于激励社会成员之间的良性竞争，但贫富分化则会导致社会不满和价值混乱。如果一部分人凭借不合理的分配政策获得大量财富，或是干脆凭借权力通过巧取豪夺、贪污腐败获取不义之财，就会诱导更多人通过不合理或不正当的方式获取财富，而那些通过遵纪守法、勤奋努力、技术创新等正当途径获取财富的人将会不断减少，整个社会就会形成一种反向激励和逆向淘汰机制。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追逐财富的手段不是靠遵纪守法和创造创新，而主要是凭借权力和贪腐等违规违纪手段。扭曲的社会财富观念，不仅导致财富创造者和拥有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而且会形成强烈的仇富情绪。

　　再次，贫富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会削弱创新能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先进的高收入国家，本质上是一个国家在整体上顺利实现转型创新的过程。改革创新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引导，而且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参与，而贫富差距和分配不公则会严重削弱一个社会的改革创新能力。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分配不公，就必然意味着一部分人的合理财富被剥夺，长此以往这部分人的“相对剥夺感”和挫败感就会增强，整个社会也会因此缺少合作精神甚至成为一盘散沙，更不可能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贫富分化特别是那些制度造成的贫富差距还会导致利益固化，社会财富分配一旦被固化，改革阻力就会空前加大，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改革，利益受损者则不相信改革，改革共识将很难形成。财富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只有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公平的社会里，人们的改革意愿和创新激情才能得到释放，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也就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些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他们在由中等收入转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都较好地控制了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日本在1960年代通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在大约12年时间内，通过大力提高生产效率和效益、显著提升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建立健全政府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机制等方式，消除了贫富分化并实现了居民收入翻番的目标。韩国在1970年代通过推行“新村运动”，用了7年左右的时间缩小了城乡和居民收入差距，使居民收入分配更趋均衡，推动了社会和谐及经济快速发展，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贫富差别是经济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但贫富分化却是经济发展中的毒瘤。导致贫富分化的原因很多，既涉及到经济增长方式，也涉及到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等深层次因素。消除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也绝不简单是一个经济政策调整问题，而更多是一个社会管理和政治体制改革创新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实现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不仅需要政府从具体经济发展中超脱出来，转型为一个保障服务型政府，而且需要政府放权于社会和市场，借助社会力量的良性互动和利益群体的相互博弈来实现财富公平分配。

　　毫无疑问，中国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但不能说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过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是，中国已经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公，而且已经造成社会矛盾加剧、价值观念混乱、资金人才外流、创新意愿下降和改革阻力加大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压缩了中国经济继续上升的空间。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除了具有一般中等收入国家的共同特征，还有自身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传统的特殊原因，这些都使得中国的问题更为复杂和困难。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我们在经济发展上有新举措，而且需要我们在社会和政治领域进行深刻的变革。这是一个十分艰巨且充满挑战的任务，不仅需要政治精英们的智慧和勇气，而且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绝不能仅凭良好的愿望和空洞的口号。中国只有成为一个财富分配公平、社会和谐稳定的国家，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才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昂首进入先进的高收入国家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