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考虑税种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
众所周知，自1994年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规范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时间，这期间，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方面已经不太协调。特别是地方，财权和事权已经不太协调，事权偏多、财权偏少的问题，已经对地方经济发展目标制定和社会事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并给了地方通过负债建设、负债经营、负债发展的借口，最终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已经广为诟病的“土地财政”，很大程度上，也与中央与地方收入分配不合理、地方财政困难有关，更直接地说，这样的不合理，也给了地方过度利用、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借口，最终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过于沉重、财力透支过于严重，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许多隐患。因此，如何改革现行财政体制，把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理顺，把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规范起来，已成为财税改革能否向纵深推进、能否解决好地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核心。
事实也是如此，在地方政府尚不完全具备自我约束、自我规范行为的情况下，任何体制方面存在的漏洞和缺陷，就都有可能被地方所利用。很显然，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当时中央财政极度困难、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比重过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减弱的大背景下，以较为强硬的财力集中体制，提高中央财政的实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否则，中央财政没有足够的实力，就不可能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就有可能会引发许多矛盾和问题，甚至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
但是，由于在设计改革方案和理顺体制关系时，没有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且在以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能够对财政体制进行过认真改革。因此，分税制财政体制自身存在的问题也就在以后的实施中，不断暴露、不断扩大。其中，中央和地方在财权、事权方面的不协调，就成了最为突出的问题。一方面，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财权不断地向中央集中，中央所能调控的财力越来越多；另一方面，事权不断向地方下移，地方承担的事权越来越多。如果说分税制财政体制最初设计是合理的话，随着财权与事权关系的变化，很多地方就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
以专项资金为例，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以后，随着中央财政的实力不断增强，中央财政能够支配和安排的财力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财力的“合力”就越来越小，被分化的格局则越来越明显，专项资金的名目则越来越多、金额越来越大。也就是说，原本应当由中央财政统一分配的财力，全部被转移到了中央各个部门，使中央各部门手中都掌握了大量的专项资金，拥有了很大的资金分配和调拨权。不仅如此，还有大量通过收费等形成的资金。如此一来，一个个的中央部门也都成了小财政。这样的结果，最终就形成了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的格局，不仅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降低，各种腐败问题也日益增多。每年国家审计署的报告，都可以看出，中央各部门在资金分配和使用方面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漏洞也是相当多的。
再以年底突击花钱为例，每到年底前，都会出现一、两个月花数万亿资金的现象。表面看，是资金拨付计划的问题，是项目进度问题，实质上，是预算安排不科学、项目安排不合理、资金调度没计划的结果。想一想，再资金拨付不及时，也不能出现一、两个月花数万亿资金的现象。果真如此，就不能不对预算产生质疑了。事实是，这些项目很多都是帽子大、身子小，根本不需要用那么多资金。部门所以迟迟不把资金拨付到位，就是想用时间换空间，将资金成为本部门利益，用于权力性分配甚至寻租。
相反，在地方，却因为财政困难，教育、医疗、科技、社会保障等重点领域，始终难以得到有效支持，导致各类问题频发。相反，如果在中央部门账户上滞留的资金，能够安排到各地用于重点领域的发展，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多资金“沉睡”的现象。更重要的，增强地方财政的实力，也可以有效堵塞地方过度依赖“土地财政”的漏洞。
我们说，按照目前需要承担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事务，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是比较困难的。中央财政的资金结余，一定程度上也是假象。因为，中央需要办的事也很多，也不可能有很多结余。主要问题就在于，除了中央和地方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之外，在中央部门间也出现了不合理的收入分配行为，权力大的部门掌握了太多的收入分配资源，而实际需要做的事又没有那么多。最终形成了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条口与条口的多重不合理。所以，建议将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就是充分考虑到目前的实际，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继而对其作出调整。
可以肯定，只要中央与地方在收入分配方面的关系能够理顺，双方承担的事权也能合理界定，那么，很多困扰地方的矛盾和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地方也没有借口再大搞“土地财政”。即便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消除地方对“土地财政”的依赖，至少，借口没有那么有说服了。更重要的，还可以更好地约束地方加重企业负担的内在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