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孙子兵法》因其有外国人的推崇而备受当今国人的重视，媒体和出版业以不同的方式炒作着这篇几千年前的兵法著作，《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孙子兵法与国外战例》、《孙子兵法与商战》、《孙子兵法与现代管理》以及《孙子兵法与市场营销》等等不一而足。那么《孙子兵法》在当今社会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呢？笔者认为，《孙子兵法》作为历史文献对当今各类社会实践基本无用，理由如下：
第一，孙武自己并没有成功地运用《孙子兵法》。孙武本齐国人，自少年起受其祖父家传研习兵法。他19岁离开齐国投奔吴国时，未曾参加过任何军事活动，更不可能有成功运用兵法的机会。当他第一次面见吴王阖闾时就奉献出他的《兵法十三篇》，可见《孙子兵法》不过是孙武对当时的军事科学所作的理论总结，抑或成果综述。由于自己没有实战经验，这些理论自然基本上都是前人的成果。孙武投奔吴国20年，经历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与楚国，一次是与越国。这两次战争虽然都取得了胜利，但并非孙武亲自指挥的结果。当时在他之上有吴王父子、伍子胥等人，他最多只有建议权，而且大部分的建议并未被采纳。无论是伍子胥在楚国的暴行，还是夫概为谋篡位而私自撤兵，孙武都无力干涉。在他辅佐下的吴国虽然称霸一时，却最终被比自己弱小的越国所灭。吴国灭亡的责任虽不在孙武，但是这一历史悲剧毕竟让《孙子兵法》的实践意义大打折扣。
第二，纸上谈兵。《孙子兵法》是一部2500多年前的军事理论著作，是其成书之前战争规律的总结，在整个冷兵器时代都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指导意义。但是，人类的战争就像人类的历史一样不可重复，每一次战争爆发的原因、交战的过程都是完全特殊的历史事件。任何《兵法》都是书本知识，而指挥战争需要实践的智慧。《孙子兵法》也许可以在战前对战争指挥者做一些理论准备，但是战争过程复杂而多变，恪守理论的纸上谈兵，其结果必然失败。有如让赵国全军覆没的赵括和痛失街亭的马谡。然而，一些成功的著名战例，绝大部分并非是运用了《孙子兵法》的结果，往往是后人根据自己对《孙子兵法》的理解，用历史战例为《孙子兵法》作注解，或者是用《孙子兵法》中的理论解释某战役的成功。
第三，时过景迁。时过景迁的意思有二：其一，《孙子兵法》成书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当时的中国还处在青铜器向铁器过渡，农奴主庄园经济的宗法分封制向地主经济的中央集权郡县制的转化时期。2500多年之后的现代社会，战争在高科技成果的引领下，战争无论从规模、过程、使用武器还是结果的角度看，都与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战争观念也因此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其二，即使战争还需要《孙子兵法》作为指导，但是我们现在是和平时期，总结战争规律的军事理论对现代社会的和平建设还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有人说“商场如战场”，这话很成问题。即使成立也仅是“如”而不是“是”。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须严格恪守法律。而战争则是现有社会制度和秩序的根本颠覆，生命财产和人类文明成果的彻底摧毁。战争有规律却不讲规则，商场有规律却更讲秩序。将战争方法运用于商场往往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完善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建立时的表现。充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无序状态的商场，绝不是现代社会应有的现象。因此，有如战场一样的商场与以法制为基本前提讲究共生、共存与共赢的现代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即使能够编出《孙子兵法与现代商战》之类的书，但是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其中所有的案例基本与兵法无关，至少那些企业家并非因为学了《孙子兵法》而使自己的商业行为获得成功，而是当这些企业家成功之后，被多事的人用其事例解释兵法，用商战的成功印证《孙子兵法》的某一战略原则而已。
第四，适用领域不同。推崇《孙子兵法》的人，知道它在和平年代无用武之地，便在《孙子兵法》中寻找管理思想和方法，试图将其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然而，他们忽略了这两个领域之间的本质区别。诚然，成功的军事行动与有战斗力的军队，其管理是极其有效率的，因为战争的残酷决定了有效的管理才有可能取胜，《孙子兵法》也因此涉及了一些军队管理方面的内容。但是，现代化社会各类群体内部能够用军队管理士兵的方式管理自己员工吗？现代企业能够将自己的公司建成兵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二者在管理学意义上有相通之处，但是《孙子兵法》中与管理有关的内容与现代管理方法相比较，显然是低层次的。由于时代的久远和历史条件的根本不同，《孙子兵法》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具有实践意义。真正懂得现代化管理的企业家是不会抱着《孙子兵法》管理自己的企业的，如同真正懂军事、会打仗的将军，也不会抱着部《孙子兵法》指挥战争的。
第五，价值观不同。不同的价值观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孙子兵法》的核心价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想不付出代价而获得全部战争好处。美国政客将其演绎为“零伤亡”。以此为战争最高境界的人是不会考虑不战而屈辱投降之人的感受和利益的。可以说，《孙子兵法》是争霸者的理论表达，“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强权政治与霸权逻辑的最好注脚，是美国政客喜欢《孙子兵法》的真正原因。其二，《孙子兵法》强调“兵者诡道”和“兵以诈立”，智谋和诈术贯穿全书。这在敌我双方激烈冲突的战争时代无可厚非，但是在当今的和平时代，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虽然，在现实生活中的确还存在着阴谋和陷井，存在着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争夺，但这正是现代社会的公民必须与之斗争而努力将其革除的现象。《孙子兵法》中“兵以诈立”的核心内容就是以假象诱使敌人上当。在当今社会充斥着的各类假象中，最易使人上当、危害最大、最妨碍社会公正的是国家职能部门、商品生产和销售者等强势集团与广大劳动者、普通公民和大部分消费者等弱势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些不对称是社会地位本身造成的，有些不对称却是强势集团故意制造的。这一点是《孙子兵法》的拿手好戏。它不仅对敌人使诈，而且对自己的士兵也隐瞒真相，将儒家“民只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推向极端。只有古代专制制度统治下的臣民才一任被愚弄，而现代社会的公民则要求民主、公正和知情权，这种价值观与兵家的诈术和谋略完全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兵法》在现代社会制度文明的建设中不仅无用，而且根本不能用。
当然，《孙子兵法》作为古代文献自有其资料性价值，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和战争特征提供依据，为研究现代战争规律提供思想素材，也许有人运用它取得了战斗的胜利。笔者要否定的仅是它在现代社会和平环境中的实践意义。（文/傅小凡，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