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岁月》中《红色漫延》二十八后果难测
A二十八
后果难测
二十一点正，有人敲门，刘晓荣打开门见是张家和，街对面还站着王德才、刘志关，就说：“张局长，稀客、稀客，请都进来坐。请都进来坐。”张家和进去反手关了门说：“他们有任务，就不进来了。你们家有客人吗？”刘晓荣说：“没有呀。”张家和说：“没有就更好，因为刘部长一会儿就可能要陪着首长来了。”他看了一下手表。“最多也就是再过五分钟吧。”袁玉英说：“陪赵建民书记来，好呀。好呀。但是，我们家怎样招待？要做一些什么准备呀？我们什么准备也没有呀，……”刘晓荣看袁玉英一眼，袁玉英立即住了嘴。因为，夫妻俩早从王大安那里知道儿子也到县里了，但一直都在陪着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建民，几时能回家，或者是能不能回家还不知道，并要他们绝对不能对任何人说，要绝对保密。就是任何人说起或者问起也要装出不知道。不然他就会受到处分。如果赵建民书记出了事，那就是罪该当殊了。说不定还要殊连九族，带害亲朋好友。刘晓荣和袁玉英相信儿子迟早是要回家来看看的，但不知几时会来。当袁玉英听说再过几分钟就要见到儿子时，高兴得她忘了一切。张家和皱了一下眉头说：“谁告诉你们是赵建民书记来了的？”袁玉英慌了神，不知怎么回答。刘晓荣想：张局长刚才的话，证明赵书记和儿子的行踪，连张局长也不知道，他只是根据赵书记和儿子去的方向来确定的，也就是回不回家还不一定。就说：“报上不是登了赵书记和我儿子在东川视查吗，我儿子来巧家了，我儿子陪的首长肯定就是赵建民书记了。我们是分析出来的。我们是分析出来的。”张家和说：“不是吧？”刘晓荣想：看张局长这严肃了又严肃的样子，问题真是还很严重。他们朝这里来，肯定是要来家里的。就说：“你们来，我一高兴就忘了，是才才今天下午打电话来说，他可能要陪赵建民书记来家里的。”张家和的心才放下了，说：“原来是刘部长打的电话。你吓死我了。”他笑笑。“我们就在外面，大门不用关了。首长他们来后，进了门，更不用把门插上。”刘晓荣说：“一切按局长安排的办。但我们要做些什么准备呢？”张家和想：凡是他们到私人家查访，他们一般都只喝水。他们是来看望你们的，想来时间不会太长。就说：“有茶水就行了。”袁玉英说：“那怎么行？糕点和水果还是应该要的嘛。”张家和说：“行，我马上会派人给你们送来。”袁玉英说：“不用，我们家里还有。是才才的媳妇带来的。”张家和说：“那你们先拿出来招待着。过后按价或者东西赔还给你们。”刘晓荣说：“局长说那里话，儿子陪首长来家里，由公家出钱，不合道理。我们主要是怕对首长招待不周。所以问问还应该准备什么？”张家和摇着手说：“说话间他们就到，只要安全。只要没有闲杂人，怎么都行，我到外面去了。有什么事都说一声。我们就在外面负责首长们的安全任务和首长们的需要。”刘晓荣说：“有事一定麻烦你们。不，是有事，一定请你们帮忙。”
刘积才和袁玉英还没有把糕点水果拿上桌，赵建民和儿子就来了，他们还没有走上沿坎，夫妻俩就急忙迎出了门去。袁玉英双手有许颤抖着说：“才才，你们来了。快请进屋，快请进屋。”刘积才右手向着母亲说：“赵书记，这是我母亲。叫袁玉英。”又向他父亲一摆手。“这是我父亲。叫刘晓荣。” 刘晓荣边向赵建民伸过双手边说：“赵书记屋里请。首长，屋里请。”赵建民也双手伸了迎上前握着刘晓荣伸过来的双手说：“来了几天了。今天才来，抱歉抱歉。”刘晓荣说：“首长这么忙，谢谢了。谢谢了。赵书记屋里请。赵书记请屋里坐。”此时，魏德教也赶来了。刘晓荣又双手握着魏德教的手。“魏主任，屋里请。屋里请。”又对他后面跟着的两位警卫员摆着手。“两位屋里请。两位屋里请。”两个警卫员笑摆着手说：“谢谢，谢谢。我们就不进去了。”刘晓荣说：“到家门口了，你们还有什么事？！屋里请，屋里请。”魏德教说：“您老别为难他们了。他们有他们的事情。”
刘晓荣和袁玉英急忙去端糕点水果上桌。
刘积才说：“书记，我们还是去园子里好吧。园子里有一架葡萄，有玫瑰和木槿花。葡萄架下也凉爽些。”
赵建民说：“葡萄架下话家常，还有玫瑰和木槿花，好呀。”又转了对魏德教。“你怎么也会到积才家？还带了两个人跟来。”
魏德教笑笑说：“你们出来散步，我和他们两个就来部长家看看。没想到你们也来了这里。”
赵健民对了刘晓荣说：“真是巧得很呀。”
刘晓荣说：“赵书记，园子里开灯，蚊虫多得很，还是屋里蚊虫少，就在这堂屋房里要好些。”
魏德教说：“灯不挂在人坐的地方，开灯还能把蚊虫吸引走。到园子里好啊。”
刘积才说：“那就还是到园子里吧。”
赵建民对刘晓荣说：“还是院子里好，葡萄架下话家常嘛。”
袁玉英笑道：“对对对，电灯挂在墙角，又有天然的月光，葡萄架下又凉爽些，这样好。这样好呀。”
刘晓荣说：“那大家都院子里请吧。”
刘积才说：“我去泡茶。”
袁玉英说：“你几年没回家了，知道东西在那里？你还是陪赵书记和魏主任吧。”
刘晓荣说：“这些事，有你妈和我就行了。你陪赵书记和魏主任去院子里吧。”
当番石榴端上石桌时，刘积才拿起一个黄而硬的番石榴说：“书记，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巧家的广东，也就是滇南说的白籽，学名番石榴。你尝尝。跟其它地方的不同。很独特的。”
赵建民接过去说：“我在开远吃过，酸甜涩的味道都有。”
刘积才说：“巧家的番石榴绝对不酸涩。而是甜而脆。”
赵建民咬了一口细细品尝着说：“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生灵，连水果也不同呀。不但甜而脆，而且这味道同滇南地区的有天然之别。按你们说的爽口。很好吃。很爽口呀。”
刘晓荣笑了说：“这水果越是长在贫瘠的沙砾地或者石头多的地方越长得高大不说，而且还也好吃。”
赵建民说：“可能是水分少，其它的含量也高的原因吧。”
刘晓荣说：“书记说得有理。听说呀，这广东还能治病。”
赵建民说：“你们这里怎么会把番石榴叫广东的名呢？”
刘积才说：“我们故乡的番石榴应该是在某个王朝时代从广东传过来的种。带种的人一定是个很有心的人，而且肯定是在荒郊野外饥饿时，发现这植物的果可以吃，而且发现这植物在只长草和刺的贫瘠的沙砾里也长得特别好，就想起了家乡那些只长刺和荒草的大大小小的沙砾土地来了，就采了番石榴种子回来洒在了那些沙砾土地里。特别是石灰窑沟的两岸的沙砾地里。树长出来了，当人们问他叫什么名时，他也不知道，他想：反正是广东带来的种子，就说叫广东。所以，至今我们故乡的人叫番石榴都还是叫广东。如果你说番石榴，我们这里的人，肯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或者需要你解释一番才知道。”
赵建民说：“说得有道理。这植物能绿化贫瘠的沙砾土地，也应该在气候合适不长农作物的地方推广种植。总比寸草不生好呀。”他看着刘晓荣。“你说番石榴还能治病？这倒没听说过。”
魏德教说：“我也没有听说过。治什么病呀？”
刘晓荣说出了故事：
此事是一九三五年的事了，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逃兵躲在一户叫林业中的大户人家的马厩里。这家是教书人家又兼做生意。是县城有各望的人家。林业中发现了逃兵，并收留了他。此逃兵懂点医术，见林业中二十多岁的二弟因风湿病不能站立走路，就说他能试试治疗此病，要林家买一匹全白的马，不要有一根杂毛。纯白马买来后，逃兵要林家专以铁线草九斤拌一斤蚕豆喂养，然后用纯白马拉下的屎，在铁锅炒热，热缚在腿脚上，特别是腿各部关节上。经过三个月的热煳，二十来年不能站立的人竟奇迹般的能站起来了。又经过三个月的热煳，就能走路了。又经过三个月的热煳，就全愈了。逃兵后来被保安队发现了，并把逃兵抓了起来。林家给了保安队三十块大洋。又在暗中给了队长二十块大洋。请求放了逃兵。但保安队还要林家再出五十大洋才肯放人。林家无法，只好又出了五十块大洋才救出了逃兵。怕保安队再来找逃兵的麻烦，就送给逃兵五十块大洋，让他回家或远去其它地方安身。逃兵感激林家的救命之恩，就把他所知道的单方和秘方都告诉了林业中。其中就有这番石榴治病的疗方。但此方没有人用过。正好当时任保安队的队长吴连仁刚得了渴症。吃了很多药，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一次商会请客，林业中和吴连仁一桌。林业中见吴连仁人手里提着个大葫芦。林业中就笑道：“吴队长，商会请客，你是怕没有茶酒不够你喝呀？还是自备一大壶酒，还是茶水呀？”吴连仁说：“我带的是唐八字配的药水。不知这一久怎么了，老是口渴。而且还老是吃不饱一样，还有，就是老是要跑茅司（厕所）。”马利达说：“吃得多，喝得多，自然也就屙得多了。” 刘应天说：“这是吴队长的福气呀。”吴连仁说：“什么福气？吃了这么多，喝了这么多，每天还浑身无力。再这样下去，正房子也要吃成偏厦了。”最恨吴连仁的刘贵生说：“吴队长，我想多吃多喝，还没有这个福气，也没有这个权力呀。”吴连仁咕咕咕地喝了一气药水说：“老子就不是奉令抄过你家的几次大烟馆吗？！老子再不好，也总比你开大烟馆害人好。”刘贵生知道他要被提升为警察局长了，就说：“不是不是。说白了，都是为了生活。以后还得吴队长多多帮助和关照。云南的经济都是鸦片烟支撑着的嘛。彼此支持，彼此发财才是。彼此发财才好嘛。”吴连仁说：“虽你这几句是老实话，但我要告诉你，上峰对禁烟是越来越紧了。”刘贵生说：“说是这么说，不是每年都还是要种那么多地的鸦片烟。”吴连仁说：“不是每年种的亩数越来越少吗？！”刘贵生说：“多少总还是准种嘛，只要准种，这大烟的生意就断不了。”吴连仁说：“算了算了，我不跟你说了。”他对着林业中。“
袁玉英说：“只是得这渴死病的人很少。所以，没有几个人知道。在巧家，也只听说吴连仁一个人得过这种病。不说起，我都忘了。”
刘积才说：“渴死病是古代的叫法，它的正式名称是糖尿病。”
赵建民点点头说：“这个病呀，是吃多了，不干体力劳动才会得的。在广大干体力劳动人民群众中，可以说没有得这个病的。不过以后生活好了，吃好了，吃多了，又不劳动，又不锻炼，那就难说这类病就会多起来了。不过，也可以推广给那些少体力劳动的科研人员、搞理论研究的、搞教育工作的嘛。”
魏德教对刘晓荣说：“老人家，还有一个方子是什么呢？”
刘晓荣说：“那是一种菜。叫苦瓜。也是对糖尿病有作用。”
赵建民说：“民间有的方子，也是很有效用的。就是得把民间方子的有效部分提炼出来，把有用的部分分类用。也就是去其无用部分，用其精华。根据人的具体情用药，这样就更好了。”
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书记的指示太好了。”
赵建民说：“这是科研人员早就在做的事了。并不是我的什么指示。倒是挖掘民间有用方子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我们都应该做的事。”他看着刘晓荣。“还有其它的方子吗？”
刘晓荣说：“还有一个，是治淋巴结和脓疮的，对肝硬化也有一定的作用。也是林业中老先生家从那个逃兵那里出来的方子。”
赵建民说：“看样子这个国民党的逃兵是个郎中，或者是个有心于医学的人。但是，他的方子中是些什么成分呢？”
刘晓荣说：“雄黄、白糖、活蚯蚓各相同数量相配，然后用生桐油拌成粥状外包或擦患处。特别是对治疗淋巴结有特效。淋巴结如果没有发炎，多闻拌好的药，淋巴结也会消散。确实是付好药。才才小的时候，脖子处就有大大小小淋巴十多处，就是用这副药治好的。我们家里现在也拌得有放在床下。所以，我们全家人以后就没有再生过疮和得过淋巴类的病了。”
赵建民说：“淋巴结的病全国不少呀，如果能起到这样好的效果，这可是一付难得的好药呀。”
刘晓荣说：“如果擦或包，时间常了，皮肤受不了。”
赵建民笑了说：“张静就是医学院的专家嘛，可以让他们医学院研究其中是什么起作用，什么对人体不好。提起有用部分嘛。也让它规范化嘛。民间有用的一切都规范化了，就把它转变为制度化，正规化，法律化，这样就不容易出乱子了。”
刘晓荣本想把林业中家的另一付方子也说出来。但想到林业中在被镇压前让他保密，让儿孙后辈有口饭吃的话，也就没有再说了。
赵建民吃了最后一口番石榴，说：“两位贵庚多少了？”
刘晓荣急忙站起来回答道：“免贵。我是乙卯年生人，属免，刚进五十，积材的妈妈是辛酉年，刚进四十四，请问书记高寿多少了？”
赵建民说：“我比你大十岁，乙巳年属蛇。”
刘晓荣说：“书记看上去还不到五十呀，书记肯定是个高寿之人。”
赵建民笑道：“民间有句话叫黄泉路上无老小，这句话呀，说得对，也说得实在。”
刘晓荣说：“书记教导得是。书记教导得是。”
赵建民说：“我想呀，活多少岁都无所谓，问题是活着的时候，对人民做的是好事，还是做的是坏事，做了多少好事，做了多少坏事，是好事做得多，还是坏事做得多，还是什么也没有做，空活了几十年。特别是我们当干部的，莫说做坏事和犯罪了，就是空活，也是犯罪呀。”
刘晓荣说：“干部空活也是犯罪？”他点了点头。“赵书记的话，使人茅塞顿开呀，我们干部是吃人民的，喝人民的，真的是空活也是犯罪呀。只是我认为，只要是人，都有对和错的时候，不要说我们凡人了，就是神仙，圣贤也有错的时候，就看错了改不改，对的能不能坚持做下去。做好的，要争取做得更好。”
赵建民说：“还有就看他是不是为自己的权势，还是为广大的人民福利。就拿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这是他的功劳，但他焚书坑儒，这就是他的罪恶了。”
刘晓荣说：“赵书记说得是呀，功是功，过是过，罪是罪，这样才对。”
赵建民说：“要正确的评价一个人和他做的事，也是很难呀。”
刘晓荣夫妻俩人虽有时也悄悄的议论过这些事，但他俩没有想到赵建民这样的大首长也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他俩知道赵建民说可以。但他俩是绝对不能当着第三个人说的，如果说了，被人告发，那可是要犯罪的，何况在赵建民这样的大人物面前呢。刘晓荣怕袁玉英插嘴说错话，急忙说：“是的是的。就如上面下来的政策、指示再好，我们下面不好好执行，也要变味的，得出的结论、后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赵建民笑笑说：“是呀。我们去看了好几个公社和十多个生产队，也去了几十个社员家里看过，社员们的生活都说不上富裕呀，特别是像荞麦地的发拉等高寒山区社员家，有的人家连盐也会断顿，解放已经快十五年了，人民的生活还是这么苦，有的地方，同解放前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比解放前还要贫困。还要糟糕。”
袁玉英说：“书记，您可能还没有去到高寒山区最贫穷的地方。”他看了儿子一眼，见儿子对她一笑，她放心了。“不过，再穷也穷不过五九到六一年的那三年。不不不！是自然灾害的那三年，那时候，城里的人，还有点清汤稀饭吊着命，农村是山茅野菜也很难找到了呀。连河谷富裕地区的农村里的人也饿得吃芭蕉心的，吃树皮草根的，甚至饿得吃观音土的也有。也死了很多人呀。”
赵建民说：“云南还算好的了，没有像河南、山东、河北那些平原地方饿死的人多。但是，没有想到呀，山区如今还是这么穷苦呀。”
袁玉英说：“人不怕穷，穷，只要好好的搞生产，日子就会好起来，也就会慢慢地富起来。”
赵建民说：“难道他们还像一九五八年一样乱搞，还是不好好的搞生产？”
袁玉英说：“也倒不是。”
赵建民说：“那又是为什么呢？”
刘晓荣抢过去说：“原因很多呀，如有的高寒山区，土地就贫瘠得很，天气又不适应种庄稼。要搞好，难呀。”
赵建民说：“除了自然环境的地方外，适合环境的地方的原因呢？”
刘晓荣说：“这就不好说了。我也说不来。”
赵建民笑了说：“是不是年年运动，月月运动，天天运动的原因？”
刘晓荣说：“书记是金睛火眼，看问题比我们全面和正确。”
袁玉英说：“是呀。天天都在运动，我们老百姓怕就怕一天斗来斗去的，把人的心都斗散了，斗怕了，还怎样搞生产？”
赵健民说：“还有呀，自留地的庄稼为什么都比生产队的长得好？就是还没有真正全做到按劳取酬的原则嘛。”
袁玉英说：“特别是把那些有文化，有知识，有本事的很多人都整下去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呀。”
赵建民点了点头说：“我在铁道部工作时，挑一担土，就给一担土的钱，群众的积极性，干劲都高得很，生产任务，差不多月月都是超额完成的，现在，很多地方和单位，口号喊得惊天动地，但出力却不是那么回事。”
刘晓荣的心放下了，说：“现在的生产是不如刚解放那几年了。”
赵建民说：“是呀。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看其中主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提高全民认识的问题。也就是教育的问题。要让所有人懂得，国家、集体富了，大家才能富。你们说对不对？”
刘晓荣冲口说道：“书记指示得太正确了，我的有些看法肯定不对，就不说了。”他说完就感到有些害怕了。
赵建民说：“说吧说吧，又不是开会，又没有外人，没有人会来抓我们的小辩子的，我们这是摆家常嘛。”
刘晓荣听赵建民这么一说，心里很是感动，就说：“书记这样看得起我们一家，又这样鼓励我，我不实话实说，就是对不起书记了。对不起在坐的领导们了。我认为呀，第一，人在贫穷的时候，大公无私的心就少。为什么呢？就是有这个心也没有这个力呀。第二是空话、大话、假话太多，实事求是不够，使大家在心里都不太相信我们干部了。第三，是明明错了的，就是改正也不彻底。当然最重要的是没有全部达到按劳取酬的原则。当然，书记指示的教育问题是最最重要的，只是现在莫说成年人的教育了，就是该上学的孩子，也有很多人家还上不起呀。”
赵建民点点头说：“是呀。山区很多社员的孩子都没有上学呀，特别是高寒山区更贫困，山区的孩子呀，大多没有上学。”
袁玉英说：“莫说山区，高寒山区的孩子了，连我们县城里也有很多家庭的孩子也上不起学。”
赵建民震动了，他对着刘积才说：“这是真的吗？”
刘积才说：“我们云南省每个县城有多少孩子没有上学，我不清楚，但肯定有，据我知道，昆明市里也有上不起学的困难家庭呀。”
赵建民说：“教育问题常期这样下去，我们省怎么发展？国家怎么发展？！”
刘积才想：书记呀，您没有到学校去视察，去了，你就知道学校是怎么育人的了，特别是文科，什么都跟搞阶级斗争，政治运动，个人崇拜挂上了钩，连理科的也不能幸免，除了宣传他的伟大，除了宣传祟拜外，学生在哲学、政治、文学方面更是如此。他说：“教育这个问题，有的就是薯名的中国历史人物，学生也知之甚少，或者一概不知，或者夸大和缩小，或者断章取义，不全面。甚至极少数还有颠倒黑白的。”
赵建民说：“看样子，目前只有把你说的把什么都打着他的旗帜来搞，打着搞阶级斗争，搞运动的旗帜来搞才行。”
刘积才笑笑说：“目前只有把生产、科技也挂上阶级斗争的牌子来搞了。不然，小就是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有白专道路的嫌疑，大就是搞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了。”
赵建民摇摇头说：“要干好人民的事，还得打着错误的旗帜，喊着假大空的口号，这种事，总有一天要彻底改变。”
刘积才说：“难。”
赵建民点了点头，“唉”的深深叹了口气说：“是呀，积重难返呀。”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
刘积才说：“谁来了？”
袁玉英边站起来边说：“听声音，肯定是你弟弟回来了。”
刘积文首先进了院门就说：“大哥，几时回来的呀？”
刘积才说：“刚回来。”
最后进院门的袁玉英对三个少年说：“快喊赵伯伯。”
三个少年同声喊道：“赵伯伯好。”
赵建民说：“好好好，大家都好。”
袁玉英拉着刘积文说：“书记，这是积材的弟弟叫积文。”又拍一下左边少年的肩一下。“这是他的同学叫项文怀。”又摸着右边少年的头。“这个也是积文的同学，叫龚成讳。”
赵建民点点头说：“看样子，你们是好朋友？你们的学习怎么样呀？”
三个少年你看看我，我看看他的。
刘积文只好先说：“是好朋友。我的学习一般。”
赵建民说：“一般可不行呀。将来还要靠你们呀。”
项文怀说：“赵伯伯，积文是谦虚，我们三个的学习不但在整个班上，就是整个年级都是有名的第一名。”
赵建民说：“一个年级怎么跑出了三个第一名了？”
项文怀指着刘积文说：“他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各科都好，每次考试，他的总分都是全年级的第一名。”他指着龚成讳。“他只是数学、物理是第一。”他顿了一下。“我只是语文、政治、历史、地理是第一。我写的歌颂毛主席，歌颂三面红旗的诗歌，巧家县人民广播站还向全县人民多次广播过呢”
赵建民说：“各有特长，这是好事情，但不管干什么都要实事求是，特别是你这个语文好的，说不定以后真的会成长为作家。”
项文怀说：“那当然。”
袁玉英说：“他们三个呀，就数他最会说，以后呀，可能真是会成为作家。”
赵建民说：“会说好呀。但是要实话实说，实事求是才对。因为一个作家如果不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去艺术化，去创作，他不但会误导一些人，而且他的作品也没有生命力。”
刘积文、龚成讳、项怀文都笑了起来。
赵建民说：“你们笑什么？”
项怀文说：“他们笑我创作的诗歌夸大其词，甚至笑我无中生有，我笑他们不懂文学创作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道理。”
赵建民说：“高于生活也不能把芝麻夸大成西瓜，更不能无中生有呀。当然，科幻小说、寓言可以。”
刘晓荣怕三个孩子讲出不该讲的话，也怕他们的说话被他们听后到处乱说。就说：“去你们房间玩去吧。”
他们三个刚转身，赵建民说：“小伙子们，来来来，坐下、坐下。”
项文怀和龚成讳都巴不得坐下来听听这些大人们说些什么。他们听见这一声，立即就都站住了，但眼睛都看着刘积才。
刘积才说：“过来吧，坐着给我们吹吹你们学校的事。”
他们坐了下来，刘积文边给大家倒水边说：“我们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明年就要高考了，用三个字就能总结清楚－－用力背。”
项怀文说：“数理化、历史、地理我同意，但政治和语文，就得有方式方法了。”
赵建民说：“方式方法？什么方式方法？”
龚成讳说：“他的方式方法就是猜题。”
赵建民说：“猜题，怎么猜？”
项文怀说：“这很简单，现在提倡什么？搞什么运动，就根据提倡的运动去复习，特别是政治和语文，甚至历史和地理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赵建民说：“学习也不能死读死背，要活学活用才对。”他看着项文怀。“你这猜题方法就更不对了，是投机取巧。学习的目的嘛，学习最主要是为了打好基础，考试不是最主要的呀。”
项文怀笑了说：“赵伯伯，干什么事都是为了达到目的，我们现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考一个好大学。”
龚成讳说：“赵伯伯，我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项文怀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你这才是说大话假话，谁不知道你想考大学，向刘极文的哥哥一样当上省里的大官。”
赵建民笑了，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好。但他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对的嘛。怎么能说是大话假话呢？”
项文怀说：“在刘大爹家里，在赵伯伯面前，我不说假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那是宣誓，喊口号用的。要是考上大学了，全县都在说你了不起，都会以你作榜样，那是何等的风光呀。”
赵建民说：“这是为什么呢？”
袁玉英说“书记不知道，我们县一年最多只有三四个考得上大学，还有一个也考不上的年份呢。”
赵建民说：“我们的大学太少了，教育事业还得抓紧呀，在新社会出现文盲，是我们的失职，是我们的错误呀。”他对刘积才。“教育出来的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想的又是一套，常此下去，怎么了得呀！”
龚成讳说：“所以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大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修正主义和社会主义斗争的大问题嘛。所以，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嘛。”
赵建民说：“你的阶级觉悟挺高的嘛，说说你在学校都发现什么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
龚成讳说：“不分析项文怀刚才说的话了，就拿我们读小学四年级的事来说吧。”
项文怀说：“你分析吧，反正我心里不是想害人。”
龚成讳说：“你说的，就是我要害人了？县教育局下了决定，我也是死也不承认是我要害他。何况他还说过那样的话呢。我又没有无中生有。”
赵建民惊得目瞪口呆。
刘晓荣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就争来争去的，几句摆谈中的几句话，都要往死里去说，以后你们两个再这样下去，两个不倒霉死在嘴上才怪？！”
龚成讳说：“是他要说嘛。”
袁玉英笑着说：“你们两个的嘴巴都不饶人。”
赵建民说：“我倒是想听听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也有阶级斗争的事？而且还是反对毛泽东的大反革命事件，是偷盗了枪支，还是组织反革命集团，刑事犯罪去抢劫了，还是杀了人了？”
袁玉英说：“都不是，说起来也是怪可怜的，就为了一句话。”
赵建民说：“喊反动口号？”
袁玉英说：“也不是。”
原来是他们读小学四年级时，刘积文、龚成讳、项文怀和那个乡下的刘书云同学，在中午放学走在街上说起才上的课文《李时珍》时，刘积文说“等以后医学发达了，把马克思、恩格斯医活。”龚成讳说：“把列宁医活”项文怀说：“把斯大林医活。”刘书云说：“把毛主席医活。”龚成讳和项文怀立即就指着刘书云吼起来：项文怀吼道：“毛主席要活万岁，万岁，万万岁。”龚成讳吼道：“毛主席根本就不会死。”项文怀又指着刘书云吼道：“你敢咒毛主席死？！反革命，你是反革命。”龚成讳吼道：“太反动了，真的太反动了。”项文怀说：“走，我们告老师去。”随后反映过来的刘积才看着被吓得只会说：“我没有咒毛主席，我没有咒毛主席……”刘积文说：“我肚子早饿了，我要先回家吃饭。”其实他是想问父母告不告刘书云。龚成讳说：“我也要回家吃饭。”刘积文龚成讳刘书云都走了，项文怀站在原地想了想向学校跑了去，不但报告了老师，而且还报告了校长。龚成讳回家就给在县委食堂当主任的父亲说了，他父亲害怕得立即拉着他就去县委政治部主任家里给主任报告了。只有刘积文给母亲说后，母亲告诉他再不要给人讲了，讲出去会害了刘书云一家人的，要是有人问你，你就说没有听清，也记不得了。就为这，刘书云家被查了祖宗三代，虽是根红苗正的三代贫农，但刘书云也免不了被学校开除的命运。教他们的
赵建民拍一下桌子说：“你们巧家县也太小题大作了嘛，一个孩子，就为这么一句话，就这么处理一个孩子吗？”
刘晓荣说：“这是学校、县教育部，政治部处理的，后来上报县委还要处理学校班主任和刘书云的父母，杨书记和王县长才知道的，王县长当既就说“老师会这么教学生吗？再反动的人也不会有你们分析的这么傻吧，除非这个老师是猪脑子。再说刘书云的父母吧，他们三代都是贫民呀，你们这样处理，合情合理吗？再说刘书云，一个才满十一岁的小娃儿嘛，他懂什么？说了这么一句话，就把一个贫农人家的后代开除学校了，我们以后的班，让谁来接？难道让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来接我们的班？！让说假话的人来接我们的班？！你们立即给我让小娃儿回学校去读书。”就这样才没有处理老师和刘书云父母的。当学校要刘书云从新回学校读书时，刘书云的父母死也不让刘书云去学校了，并说‘家里太困难了，本来就无力让他上学了，再说他又给这么多人惹了祸。不读了，读了出来，以后成了右派，更遭罪。’就这样，刘书云就再也没有上学了。”
赵建民说：“主要是因为那句话，还是因为困难？”
袁玉英说：“明白的人家，为了娃儿的前途，那家父母不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娃娃出了这么大的事。他家那还敢让儿子去上学。”
刘晓荣说：“我见过他的父母，从穿着言语上，我想，困难和那句话都有原因。”
赵建民深深的叹口气说：“要改变这种现状，只有努力发展生产呀。”他看着三个少年，心里想：“这样教育出来的人，以后不知会是个什么样子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