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可以说开局不错。从媒体报道情况看，今年代表、委员所提提案、建议案在质量上较往年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雷案”明显减少，绝大多数提案都是言之有物，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即使接受采访，他们关注的很多话题也非常“接地气”，真正体现出“为人民代言”的使命感。

比如人大代表李光宇建议高考取消英语科目，改为选修，就具有现实价值。因为中国人对英语的依赖并不是很强，多数人工作后根本就用不上，但英语作为高考必考课，逼迫排斥英语的学生学英语，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和时间上的浪费。

姚明委员提出竞技体育功能定位需要“再思考”，让我对这位国篮球协会新任主席刮目相看。虽然报道并未透露“再思考”的具体内容，但撰写过《冷眼看奥运：体育强国比金牌大国更重要》一文的笔者，还是希望姚明是在往这个方向思考。

人大代表陈静瑜提出加快脑死亡立法，建议采用脑死亡作为死亡标准，有利于提高器官移植的数量和质量，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关注婚姻法司法解释24条的政协委员施杰提出夫妻大额共同债务要一起签字，即“共债共举”、“共债共签”。政协委员朱征夫提出的对制假售假应加重刑罚处罚，政协委员杨文建议倡导并推进“时间储蓄”养老模式，多位代表委员呼吁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等，都是好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浙江省丽水市中医院院长雷后兴披露“廉价药每年消失十几种，基本药物6成缺货”，建议国家建立廉价“特效药”的可持续供给保障机制，让笔者感动。这是一位良心医院院长，更是一名尽职的政协委员。窃以为，中国如果没有“天价药”，也就不会出现廉价“特效药”退市这种荒唐现象。中国药品行业的混乱已经触目惊心，呼吁反腐机构加倍关注。我相信在“高压”反腐关注药品行业之时，“天价药”就会消失，廉价“特效药”就会归来。

而多年前就曾关注，令笔者非常尊敬的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再提好建议。她针对我国法定婚龄“史上最高”,导致“剩男剩女”、高龄产妇、未婚同居等现象不断增多问题，提出降低婚龄的建议。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过去提倡晚婚晚育，就是为了少生，而现在人口危机已露端倪，法定结婚年龄是到了该调整的时候了。

笔者注意到，黄细花是位真正用心参政的人大代表。从曾经建议取消中华中南海等香烟商标，与我此前撰写的《呼吁取消“中华”烟商标，还“中华”以清白》完全合拍；她曾试验将同一车货物委托物流公司从广州运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未超载，一车货物亏损3200元，“运费比从广州到美国还要贵”。

但也有一些代表、委员所提建议不大“靠谱”。如多名代表委员提议给二孩家庭补贴，就不但缺乏常识，更有违法理。

我们知道，推行30多年独生子女政策后，中国孩子都变得特别金贵，加之不合理的各种收费，导致抚养成本变高，影响“二孩”数量的增长。但是，即使政府发放补贴，那也是杯水车薪。此前奖励独生子女费每月才5块钱，现在能把补贴二孩家庭弄得“起码够奶粉钱”？何况进口奶粉与国产奶粉的差价还很大。政府也没那么多钱补贴啊，这样的建议有“何不食肉糜”的味道。

造成育儿负担过重的原因其实很多，有政府管理不善导致收费过高的问题，也有社会浮躁的原因。比如都拼命让孩子上各种补习班，竞相上高价幼儿园。国家如果补了奶粉钱，上兴趣班的钱怎么办？补了上兴趣班的钱，请家教的钱哪来？补了请家教的钱，高价幼儿园学费怎么办？即使一切都补，大学学费及长大后婚房由谁来补贴？

而给二孩家庭发补贴的建议，最大问题是有悖法理。一方面，这边仍在发放为鼓励少生的独生子女奖励款，那边却又要发鼓励多生的二孩补贴，这不是制度对立吗？另一方面，目前的“二孩”政策，也并非鼓励生“二孩”，而依然只是允许生“二孩”，仍是限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生育，绝没有鼓励生育的意思。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这层关系搞错了，提出的问题当然就不具建设性。

就计划生育政策而言，目前已有必要呼吁放开生育。而在笔者看来，当前最该关心的应该是“失独家庭”。政府如何对“失独者”给予经济补助，让他们过上至少吃穿不愁的晚年；如何让基层政府对“失独者”多一些人文关怀，让他们体会到这个社会的温暖。至于那些想要“二孩”的家庭，如果连奶粉钱也成了问题，那还是“只生一个好”。（我的公众号为“zhoupenga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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