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搞技术”是大学生最错误的定位!
----一位亲戚的孩子在武汉市上大学而与我交谈自己只想搞技术的感慨!
因为我的人生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定位而误入歧途的!
汪华斌
昨天与一位亲戚的孩子交谈,我说他在大学里整天只是孤独地学习这不对;应该积极入党,这样将来的人生路上就会宽一些。谁知这孩子说自己只想搞技术,所以对这些人际关系没有兴趣。我就问是不是准备出国读书,他说家庭条件还不允许;所以没有这个打算。我说在中国是“成也定位”‘败亦定位’,你不定位准确最后人生失败了都不明白。我问他看今天的中国社会有名的人,没有一个是书呆子;就是我们社会知识份子的顶级荣誉者院士,全部都是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人。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我们社会名利双收的不是专门搞技术的人;而是有技术背景最后成为领导的人。这些人虽然没有时间搞技术,但却是技术成果的归属人;所以这些人要么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学者,要么直接就是院士而享受副部级待遇。
是啊!当年我在大学期间就公开发表了专业论文后,所以整个人都飘飘然的;结果定位自己是搞技术的料子,所以不与领导拉关系成为了我搞技术的对外特征;甚至与高级领导开会,竟然也是据理力争。当时不以为这是自己的缺点,反而以为这就是搞技术之人的秉性。然而我这因为技术能力而借调到冶金部的人,同样也能一夜而退回到武钢的最基层。正是因为钢铁技术伤害了我,所以我自己转行搞起了质量管理;而且自学到了博士等级的知识,结果又因为自己的技术能力出众再一次进了北京而到了中国质量协会。然而这次我却是没有顾及武钢领导的感受,又一次被强制性调回到武钢基层;而且领导还要我到工人岗位,这就是我被强制性下岗的原因。而我的大学同学,却因为在基层一个个提拔到了领导岗位;有的竟然提升到了副部级。因为人家定位就是“当官”,所以顺应了潮流而名利双收。而我这搞技术的人,除了在国内外专业杂志上公开发表了500多篇文章外;竟然最后什么都不是,只是一名下岗自谋出路的人。
我们知道毛泽东时代我们社会的定位是清楚的,那就是三条线定位人才;所以技术人才出名的比比皆是。而改革开放后我们提拔了工程技术人员到领导岗位后,整个社会的人才格局全部被破坏了。因为这些人到领导岗位后,依然有技术背景;所以各项专业技术职称优先安排自己,这就是从此后我们社会再也没有真正搞技术之人的原因。这些人有技术背景却不搞技术,但却能全世界到处考察;所以引进技术与假冒技术成为了中国特色。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些人成为了我们社会假冒伪劣成果的受益者;所以才有这么多的领导干部都是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学者的中国特色。在这样的特色下,别说你搞技术的会遭受压制;就是不压制你,成果与科研项目也是他们审批呀;难道他们能将你的科研放在第一位吗?
我们看到为何今天的社会没有“做技术的人认死理”,全部是按照领导定位的方向做科研;所以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什么实验还没有做,但领导已经定位了成果结论。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的成果不是实验得出的;而是领导按照职务等级提前得出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时代搞技术的不善于与别人沟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看今天搞技术很会搞人际关系,全部都知道看领导的眼色定技术。也正因为如此,今天搞技术的人都是相当灵活而且绝对听领导话的人;这样的人虽然说出的成果是领导的,但领导吃肉自己也有汤喝呀。所以说今天在中国社会搞技术,如果不具有狗的天性也没有人要你搞技术了;这就是今天中国特色的技术垄断。所以说与领导合拍的人,即使你是卖茶叶蛋的最后领导也能破格要你造原子弹;你即使是造原子弹的真正专家,领导不喜欢你同样也能叫你去卖茶叶蛋;这就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人才观。
在这样的人才观念与文化的普及下,今天的中国大地所有人都觉得很好相处了;因为大家都是围着领导转,所以领导出国考察的越多自然而然地最后是成果也越多;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大地所有的最高职称与技术荣耀也都是领导的原因,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的人才原则和底限。
有位心理学朋友很不理解,说我国独生子女这代人在性格上应该是‘为我独尊’;因为这是从童年期由生存的人际环境塑造出来的。然而这代人走上工作岗位后,同样是习惯听命于领导;即使是搞技术的这代人,也没有与领导对着干的人;这个人格塑造和形成过程就是我们社会的功劳。因为达尔文的生存进化论,天天生活在‘以领导为中心’的环境里慢慢地也就学会了附和与迎合领导的工作习惯。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的中国大地再也没有固执的技术了;全部是听命于领导的技术。领导说‘煤球是白的’,搞技术的人马上出的技术成果就是‘煤球是白的’;然后领导大笔一挥,成果审批通过;在这样的社会,你定位搞技术应该具备什么能力不是明显的吗?如果你痴迷技术而搞技术,估计最后你肯定与技术分家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领导有‘下岗’与‘末位淘汰’这杀手锏,就是专门对付不听领导话的人的;在这样的社会文化下,你还能快乐地搞技术吗?不要盲目定位了,因为那样最后不仅自己的人生路上跌倒了爬不起来;而且还身心双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