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30年光辉岁月（三）
（连载系列之一：光辉岁月）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 董登新教授
一、1990至2000：上市公司首超1000家（见上篇）
二、2000至2010：上市公司首超2000家（见上篇）
三、2010至2020：上市公司首超4000家（本篇）
这十年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力度最大、进步最快的十年，这也是头20年A股市场经验积累及改革摸索的必然结果。这十年，A股市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不断提升，尤其是注册制改革，集中体现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的重大成就。
在A股市场成立30周年之际，2020年9月，A股上市公司数量首次突破4000家。其中，头二十年总计有2000家左右公司上市，最近十年总计也有2000家左右公司上市，这标志着A股市场的韧性及抗风险的能力已大幅增强，IPO扩容步入快车道。
目前A股市场的情形十分类似于三、四十年前美国股市。1980年美国股市总市值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散户交易仍占70%以上。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公募基金及私人养老金的快速崛起，美股“去散户化”进程加速，1980年至2000年是美股扩容最快的20年，其间共有6000多家公司IPO，其中，有的年度IPO数量多达八、九百家。1996年美股上市公司数首次突破1万家，不过，从1996年开始，美股步入了“大进大出”的新时代，之后每年退市公司数多达三、五百家，并逐渐形成了每年IPO数量与退市数量大体相当的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底，印度股市上市公司数逼近7000家，达6989家，其中，仅有2家外国公司。
1. 监管层不再采用印花税调节股市涨跌
股票交易印花税是A股交易环节唯一税种，我国暂不开征股票交易所得税（资本利得税）。在2009年以前，股票交易印花税一直是监管层手中调节股市涨跌的不二选择。在1990——2009年期间，我国A股交易印花税共调整10次，平均不到两年调整一次。其中，印花税率的最高水平是1997年5月至1998年6月期间，A股交易印花税设定为买卖双边各为5‰，合计为10‰；直至2008年9月最后一次调整，A股印花税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即买方印花税为零，卖方印花税仅为1‰，双边合计为1‰，只相当于1998年印花税率的1/10。
事实上，印花税属于税法范畴，它要通过人大立法来严肃设定，我们不可以随意而频繁地人为调整它。不过，2009年以后，监管层不再动用印花税来调节股市涨跌，这是十分了不起的市场进步。
此外，券商佣金费率也曾作为监管层调节股市涨跌的工具。2002年以前，我国券商收取A股交易佣金费率，一直是由监管层强制设定的统一而固定的佣金费率，为了配合“救市”需要，其间佣金标准曾小幅调整过几次，后来一直固定在3.5‰的水平。但为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发展，自2002年5月1日起，券商佣金标准开始实行3‰的上限管制（浮动佣金制），监管层不再统一规定固定的佣金费率，从此，券商佣金费率不再作为调节股市涨跌的工具。
2. 监管层不再关闭A股一级市场
在A股市场开门营业的25年中，我们先后9次“暂停IPO”（关闭一级市场），其中，一次性关闭时间最短的为4个月，关闭时间最长的为15个月，9次关闭一级市场的总时长为5年零7个月。这严重制约了A股市场的正常扩容与发展，这也是A股市场低效、市场化程度低下以及行政管制过度的重要表现。
不过，从2016年开始，“暂停IPO”的历史将一去不复返。2015年7月4日—11月6日，是监管层最后一次动用行政手段“暂停IPO”，而且从2016年6月开始，A股IPO审核从每月审核一批改为审核两批；从当年11月开始又改为每月审核四批，IPO过会数量从以前每月不到10，一下增至每月三、五十50家。自2016年11月开始，连续有11个月保持了每个月30家以上IPO的节奏。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跨越。从此以后，A股终于步入了IPO常态化的轨道。这实际上就是“IPO节奏的市场化”，由于IPO效率大幅提升，极大地降低了IPO企业排队的时间与成本，过去IPO排队时间平均为3年，在注册制改革前已缩短为一年半。这是A股IPO节奏市场化的最大进步。
3. 首个A股“做空”机制——融资融券诞生
2010年3月30日，沪深交易所正式向6家试点券商发出通知，将于2010年3月31日起接受券商的融资融券交易申报，这标志着经过4年精心准备的融资融券交易正式进入市场操作阶段。两融业务推出的初衷或用意，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提高A股换手率，活跃市场交易；二是为投资者提供风险对冲的杠杆交易，让股价博弈更充分。
2013年1月14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为1003亿元；2014年8月21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5000亿元，为5009亿元；2014年12月19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0070亿元；2015年4月1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达1.52万亿元；2015年5月20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2.01万亿元；2015年6月18日，两融余额创下至今为止的最高历史记录2.27万亿元。2015年9月30日，两融余额暴跌至9067亿元。2016年5月30日，两融余额继续下降至8209亿元。2017年11月1日，两融余额重上1万亿元。2018年10月15日，两融余额跌破8000亿元；2019年2月1日，两融余额逼近7000亿元，仅为7170亿元；2019年12月18日再次站上万亿元大关；2020年9月2日，两融余额再次突破1.5万亿元。
然而，10年来，融资融券仅有融资“做多”的功能，却没有融券“做空”的功能，最终沦落为一种残缺不全、畸形的两融制度。截止2020年9月17日，沪深两市融资余额合计为14156亿元，而两市融券余额合计为793亿元。也就是说，在融资融券余额中，融资占比高达94%，而融券占比仅有6%。很明显，融券“做空”机制形同虚设，这是两融机制的严重不对称，这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怂恿了“借钱炒股”的赌博心态。
2015年8月3日晚间，沪深交易所发布通知修改融资融券交易规则，明确投资者在融券卖出后，需要从次一交易日起方可偿还相关融券负债。这意味着，融券卖出加还券的交易环节由此前的“T＋0”变为“T＋1”。
从2015年8月4日起，众多券商纷纷宣布暂停融券业务，理由是：为配合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规则的紧急修改，控制业务风险，何时恢复融券业务另行通知。随后，所有券商基本上都关闭了融券业务，只允许融资，不允许融券。
4. 首个A股风险对冲机制——股指期货诞生
2010年4月16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正式推出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目前，中金所已拥有权益类和利益类两大系列金融衍生品。其中，权益类产品包括沪深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上证50股指期货、沪深300股指期权；利率类产品则包括2年期国债期货、5年期国债期货、10年期国债期货。2014年9月1日，中金所首次调整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2%降至10%，成交量明显放大。
2015年2月9日，上交所首个金融衍生品——上证50ETF期权正式上市交易。
2019年12月23日，深交所首个金融衍生品——沪深300ETF期权正式上市交易。同一天，沪深300ETF期权也同步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交易。
股指期货及ETF期权均具有三大基本功能：套期保值、风险管理；双向（信用）交易、价格发现；资产配置、财富管理。股指期货及ETF期权的推出，是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的必然选择和必备条件。
2015年7月8日至2015年9月7日，其间两个月连续8次“降杠杆”，所有股指期货（IF、IH、IC）合约平今仓手续费从万分之0.23提高至万分之23（累计提高了99倍！）；所有股指期货合约非套保持仓保证金比例由10%提高至40%；所有股指期货合约套保持仓保证金比例由10%提高至20%；非套保客户单个产品单日开仓超过10手，认定为异常交易行为。这是最后一次对股指期货降杠杆“下重手”。
直至股市平复后，2017年2月17日，中金所首次加杠杆，当年总计加杠杆3次；2018年加杠杆1次；2019年加杠杆一次。自2019年4月22日结算时起，将中证500股指期货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12%；将股指期货日内过度交易行为的监管标准调整为单个合约500手，套期保值交易开仓数量不受此限；将股指期货平今仓交易手续费标准调整为成交金额的万分之3.45。
沪深300股指期货交易历史记录：
（1）持仓量：2015年5月末为22.29万手，创下至今为止的最高历史记录；2015年10月末为4.46万手，创下自2011年12月至今止的最低历史记录；2019年5月末为12.18万手，创出2015年10月以来新高；2020年7月末为19.85万手，再次刷新2019年5月新高，但仍未恢复至2015年5月的历史最高记录。
（2）交易量：2015年6月为4210万手，创下至今为止月成交量最高历史记录；2015年10月为31.5万手，创下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以来月成交量最低历史记录；2019年5月为274.2万手，创出2015年10月以来新高；2020年7月为410万手，再次刷新2019年5月新高，但仍不及2015年6月成交量的十分之一。
（3）成交额：2015年6月为62.27万亿元，创下至今为止月成交额最高历史记录；2015年10月为0.32万亿元，创下自沪深300股指期货推出以来月成交额的最低历史记录；2019年5月为2.99万亿元，创下自2015年10月以来新高；2020年7月为5.68万亿元，再次刷新2019年5月新高，但仍不及2015年6月成交额的十分之一。
5. A股首轮杠杆大牛市的一步到位
2014年9月，新一轮大牛市在2200点附近悄无声息地启动。在融资融券加场外配资的超杠杆作用下，上证综指一路狂奔，成交量与两融余额不断创造历史天量，前所未见。
2014年11月27日，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6185亿元，历史上首次突破6000亿大关。当天融资融券余额（以下简称“两融余额”）首破8000亿元。
2014年12月5日，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历史上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当天高点几乎触碰3000点大关。12月8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9000亿元，当天上证综指站上3000点。12月22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为此，股民开始跑步进场。2015年1月每周平均新增A股开户数为11.4万户；3月17日—20日两市新增股票开户数为113.92万户，较上周新开户数72.15万户暴增57.89%，并创出近7年新高；4月20日至4月24日的一周A股新增开户413.03万户，环比增长26.81%，再度刷新历史记录。
2015年4月8日，沪深两市合计成交额首次突破1.5万亿元大关，4月10日A股攻克4000点。5月20日，两市合计成交额达到1.65万亿元，创出了历史新高。当天两融余额历史上首次突破两万亿元大关。5月21日A股站上4500点。5月25日，两市合计成交额首次突破2万亿元大关。
与此同时，A股新开账户数仍在激增。5月25日至29日，新增投资者数量164万人，环比大增82%。两市新增A股账户数443万户，创下该数据有统计以来新高。A股投资活跃度进一步提升。
5月28日，两市合计成交额2.42万亿元，再度刷新历史天量。6月3日，仅仅融资余额就高达2.1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6月5日A股攻上5000点。6月9日，创业板平均市盈率达到146倍。6月10日，两融余额首次突破2.2万亿元。6月12日A股创出本轮牛市最高点5178点，之后，A股市场开始进入暴跌程序。2015年6月18日，两融余额仍然创下至今为止的最高历史记录2.27万亿元。
这一轮“杠杆牛”持续时间竟不足一年，是更短命、更疯狂的“快牛”，这样的牛市，仍是“一哄而上”、一步到位。
6. 沪港通、深港通、沪伦通相继开通
2014年11月17日，沪港通正式开通；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正式开通。
2019年6月17日，中国证监会和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发布了联合公告，原则批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伦敦证券交易所开展沪伦通业务。同日，上交所上市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沪伦通下首只全球存托凭证（GDR）产品在伦交所挂牌交易。
中国内地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一方面构建了A股与香港市场互联互通新时代，这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进程迈入了新纪元；另一方面，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并为亚太地区两大金融中心（香港与上海）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如果说，QDII使中国老百姓第一次拥有了合法持有外币资产的狭窄通道，那么，沪港通与深港通则让中国内地家庭和个人第一次拥有了合法投资港股的通道。当然，同时也让境外机构和国际资本能够通过港交所进入内地A股市场直接参与交易，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改变着A股投资者结构及投资理念。
7. QFII与RQFII首次取消额度管制
2002年QFII试点，起步额度为40亿美元。2003年7月份，瑞银买入宝钢股份、上港集箱、外运发展、中兴通讯等4只股票，拉开了QFII投资A股的帷幕。2005年QFII额度提高至100亿美元；2007年12月，QFII总额度扩大至300亿美元。2010年证监会对QFII的资产配置提出了股票比例不低于50%、现金比例不高于20%的原则要求。2011年5月4日，允许QFII基于套期保值参与股指期货市场。2012年4月3日，QFII总投资额度增至800亿美元；2013年7月，QFII额度提高至1500亿美元。2016年9月底，证监会取消了QFII和RQFII股票投资比例限制。取消股票配置不低于50%的要求，允许QFII灵活对股票债券等资产进行配置。2018年6月10日，取消了QFII每月资金汇出不超过上年末境内总资产20%的限制。
2019年1月，QFII总额度最后一次提高至3000亿美元。截至2019年8月底，共有321家境外投资机构获得QFII资格，QFII的投资总额为1113.76亿美元。为此，2019年9月10日，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
事实上，通过QFII进入A股市场的外资，大多为长期机构投资者；而通过沪港通、深港通进入A股市场的外资，大体可以判断为以中短期投资者及国际游资为主。
8. 中国资本市场首次批量进入主要国际指数
2018年5月31日收盘后，A股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这是自2013年6月MSCI启动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全球征询后的首次正式纳入。
2019年6月21日收盘后，A股首次纳入富时罗素指数全球股票指数系列。第一批次的纳入因子为5%，将于2019年6月24日开盘后正式生效。
2019年9月23日开盘时，1099只A股正式纳入标普道琼斯指数新兴市场全球基准指数（S&P Emerging BMI）。
2019年4月1日，人民币计价的中国国债和政策性银行债券已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2020年2月28日起，9只中国国债将纳入摩根大通全球新兴市场政府债券指数系列。
近三年来，中国A股及债券纷纷纳入主要国际市场指数，这表明中国资本市场双向开放取得重要突破，并获得了境外机构和国际资本的普遍认可。
9. 2019年科创板+注册制横空出世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首次提出：将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
其间，全国人大两次授权注册制改革：第一次授权期为2016年3月1日至2018年2月28日；第二次授权期为2018年3月1日至2020年2月28日。直至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颁布实施。
2019年1月28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
2019年7月22日，上交所科创板正式推出，并同步试点注册制，市场运行平稳，基本符合预期。注册制改革从中央决策到落地实施，经过了差不多6年时间。这是中国股市成立30年来最重要、最重大的一次改革，它颠覆了传统核准制的IPO标准、审核方式、估值定价标准，以及投资理念。
2020年8月24日，创业板注册制首批18家企业在深交所挂牌交易，标志着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这一重大改革任务正式落地，这同时也是对科创板注册制改革成功的一种认可。
10. 新退市制度“三废”改革与一元退市标准交相辉映
早在2012年，A股市场就引入一元退市标准，当时许多股民笑话：一元退市，就是永不退市。因为当时A股退市制度仍然保留了“死缓”机制：暂停上市、恢复上市、重新上市，为此，炒壳、赌壳成风，即便在熊市，股民也不允许一元股、两元股的出现；每当牛市来临，5元以下A股全线消亡，一些垃圾股甚至经常被炒高至一、二十元之上。因此，在一元退市标准推出6年多时间，这一退市标准一直形同虚设，没有一家僵尸企业是被一元退市标准赶出股市的。
直至2018年底，中弘股份因2018年9月13日至10月18日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触发一元退市标准而终止上市资格。中弘股份成为首只一元退市A股。
2019年上半年，作为科创板注册制改革的配套措施，科创板退市制度首次废除了“暂停上市”、“恢复上市”、“重新上市”的旧规，我称之为新退市制度的“三废改革”。这对A股市场产生了重要的制度预期效果。
2019年又有6只A股被一元退市标准送入了退市通道，这是投资者直接“用脚投票”的结果。此外，2019年还有5有公司因财务问题而终止上市。 也就是说，仅 2019 年就有 11 家 A 股公司退市，其中，一元退市股多达 6 只。而 2008 年至 2018 年 11 年间总计退市 A 股仅有 11 只。
2020年至今，沪深交易所共有9家公司符合一元退市标准而终止上市，其中，7 只A股，2只B股。 此外， 2020 年因符合财务类退市标准而终止上市的公司共有 7 家，其中 7 只 A 股， 1 只 B 股 。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9月21日起，暴风退（300431）进入退市整理期，在退市整理期30个交易日后公司股票将被摘牌。暴风退将成为首只在退市整理期间执行20%的涨跌幅限制的股票。
也就是说，继2019年11只A股强制退市后，2020年又有14只A强制退市，这是一个更大进步。如果没有科创板和创业板退市制度的“三废”改革，就不会有如此高效的退市效率。我们期待A股尽早形成大浪淘沙、“大进大出”的新格局。
11. 2020年新证券法正式落地实施
2020年3月1日，新《证券法》（下文简称“新证券法”）正式落地实施。这是该法自1999年颁布以来最重大的一次修订。近20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及机构投资者群体培育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都为此次证券法的“大修”提供了强大的信心和底气支持。
新证券法的生效实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1）它首次赋予了IPO注册制的合法地位，极大地提升了A股市场的包容性和有效性；（2）它首次大幅提升了信息披露的法律地位与市场作用，信息披露监管成为“市场监管”的核心任务；（3）它显著提高了证券违法犯罪成本，这将有效威慑证券违法犯罪，维护法律尊严和威严；（4）它进一步完善了投资者保护制度，这将有利于投资者自我保护，并主动依法自我维权；（5）它进一步压实了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这将倒逼证券中介更加诚信守法，并主动提高职业操守及执业水平，充分发挥“守门人”和持续督导的作用。
12. 全面取消境外金融机构股比限制
2017年8月，国发39号文提出将推出金融开放的时间表；同年11月，中国宣布了时间表。2018年4月，在博鳌论坛上，我国发布了金融领域的6项开放措施，其中包括：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51%，三年后不再设限。2018年8月，证监会发布外商投资期货公司管理办法，将外商投资期货公司股比放宽至51%，3年后不再设限。
2019年7月20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宣布了11项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
2019年10月11日，证监会发言人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在2020年逐步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外商持股比例限制。实际上，提前完成任务：自2020年1月1日起正式取消了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自2020年4月1日起，基金、券商外资持股比限制也同步取消。
截止2020年4月1日，我国共有134家证券公司，其中有15家外资参股或控股的合资券商； 我国境内共有基金管理公司 126 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 44 家； 全国共有 149 家期货公司，其中，有 3 家合资期货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