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梁文道
如果把“理想国”译成英文，最恰当的选择当是柏拉图所说的“ideal republic”。可是不知何故，我却联想起另一个勉强可以译作“文人共和国”的概念：“republic of letters”。
“文人共和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跨越地理界线的社群。启蒙时代，整个欧洲和北美的学者文人透过书信和印刷品联结成一个庞大而松散的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他们会为了彼此的歧异而争辩，却又分享某些模糊的理念与价值；他们知道大家在哲学原则和政治立场上相去甚远，通事又在一些共同的基础上把对手视为自己人。换句话说，他们开始自觉到“我们”的存在。这个“我们”不是政治的附属...
當我第一次和大陸的朋友聊起馬克思，我就覺得有點不對勁。他們說的那個馬克思真是我們所知道的馬克思嗎？德國人馬克思怎麼會說出“人定勝天”這一類的話呢？莫非還有一位姓馬名克思的中國人，只是我不知道？後來我才曉得，原來接受馬列主義教育不一定就得讀過馬克思的原典，即使是讀，也可以擇章摘句，片斷零碎地讀。
馬列主義教育的重點並不在於讓大家親自體會馬克思和列寧原著的意義，而在於圍繞著它們生出一套信仰，一套價值觀，以及分析世界萬事的框架。或者用皮耶·巴亞德（Pierre Bayard）的說法，大陸馬列主義教育的結果是一座“虛擬圖書館”。它的目的是要維持一個具有共識的空間，讓實體的書籍被虛構的...
一頓晚飯一個人花一千元港幣到底是太貴還是太便宜呢？這得看你是從甚麼角度來看這頓飯了。假如你是一般食客，你或許會覺得這簡直是窮奢極侈，但你若是一個餐飲業的行內人，你可能就會認為這一餐的取價恰到好處，甚至物超所值了。
莊祖宜就是如此一位內行人，全靠她，我才知道香港星級餐館真是艱苦經營，在那裏吃飯實在是太過“划算”。而這位香港內行人，居然是個臺灣女子。
就我所知，香港至少有三位會吃會寫還會煮的臺灣女子。一位是黃寶蓮，她的手勢我親口嘗過，果然配得上美食散文家的身份。另一位是蘇珠兒，雖只拜讀過她的作品，但字裏行間也能讓人讀出她舞刀弄鏟的俐落身影。最後，就是號稱“廚房裏的人類學家”的莊...
這個世界很奇怪，許多明明很重要很值得追究的事件吵鬧一番，然後一眨眼就靜靜地過去了，彷佛一切都沒發生過。
前兩個月，一位露宿山頭的尼泊爾裔香港居民被警員開槍打死，使許多關注警權的朋友極為不滿，更激起香港尼泊爾裔社群上街示威。他們要求查明真相，想要搞清楚警方當時到底有沒有開槍的必要。這件事上過報紙頭條，後來很快地被擠進內版，篇幅日漸縮小，聲音日漸微弱。到得今天，它消失得無影無蹤。莫非這事已經解決？真相業已查明？
我還記得事發翌日，有報紙在還沒搞清楚事實的情況下，就用漫畫繪聲繪影地重演事發經過，並且把那位名叫巴哈杜爾的男子稱作“巴漢”。巴漢的“巴”指的當然不是他的名字，而是他的族裔...
看來書真是用不著讀的。例如號稱中國民族主義領軍人的王小東，他在大陸近期熱銷書《中國不高興》裏有篇文章，叫做《王小波是我們這個時代最虛偽、最醜陋的神話之一》，題目很有氣勢，令人以為他將有甚麼絕招使出來，可把王小波的作品批得體無完膚。孰料他竟然說：“王小波的東西我讀過的只有他的幾封書信，還有一兩篇罵中國人的文章，主要是從他與我的一些朋友之間的對罵得知的。但正如柯南道爾所說的：‘要知道一個雞蛋是臭的，你不用把它完全吃下去’。無論他的小說和散文寫得如何，我就是認為他是一個臭雞蛋，因為他的臭味我聞到了。而且他的臭味把我熏得吃不下去……”那麼，王小波究竟臭在哪里呢？王小東又說：“他在美國被...
那年夏天，是香港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學校不再上課，或者說，每一節課都成了歷史課，平素昏沉呆板的老師這時都成了大演說家，站在桌前慷慨激昂，目光含淚。寫字樓不再上班，大家圍在收音機旁，老闆不只不指摘，還走出來下令：“開大聲點！”一室肅然，鴉雀無聲，只聽到紙頁偶而翻動。都已經到了這種時候，你卻還在書房裏沉吟一句詩的韻角，琢磨最恰當的隱喻，好讓這首詩裏的每一個字都像鑲在項鏈上的寶石那樣，精密吻合，不可動搖半分。這，難道不野蠻？
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遭遇藝術與革命之矛盾，創作自主與社會責任之優次的困境，很切身地遭遇。那年我十八歲，正要參與人生第一部劇場創作，正想把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鬱悶和剛...
茶葉源於中國，所以全世界各種語言裏的茶，都來自中國的兩大方言系統。日文、葡萄牙文、俄羅斯文、土耳其文和阿拉伯文學的是廣東話，德文、法文、英文與荷蘭文裏的茶則來自福建話。仔細看看這些語言的關係，可以看出中國茶葉輸出的路線圖。比方走海路的那一套，就全是福建腔，例如英文裏的tea。
英國人喜歡福建茶，很早就把大茶（Bohea）和工夫茶（Congou）奉為桌上珍品。於是我們就能瞭解福州這麼小的一座城市，歷來都不算是貿易重港，為甚麼偏偏會在清末列入通商五口的理由了。
“三坊七巷”，如今是福州的勝地，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才四十公頃的面積，大不過故宮。但它卻絕對當得上地靈人傑四個字，幾...
曾幾何時，我們都以為說個好聽的故事就足夠了。
那天，我還聽到一位創意產業專家告訴大家，一瓶頂級法國葡萄酒與一瓶土炮的分別，就在於前者背後有一個凝煉數百年的傳統故事，而後者只有平白粗簡的生產，於是造成了百倍千倍的價格差異。又如i-pod與一般mp3的差異，在於設計的手腳帶來了形象和感官體驗上的巨大鴻溝。也就是說，在這個美學經濟，創意經濟(又或者體驗經濟等任何你喜歡的叫法)的時代裏頭。最重要的價值皆來自于消費者主觀的感受，情緒上的反應，與抽象思維上的認知，多於產品本身的素質。
即便是手工上好的傳統工藝，也需要華美的形象包裝並突出那精良手工的形象，否則消費者就沒有能力準確感受那個皮...
有一阵子，好些香港自诩高等的媒体很喜欢用“有态度”去称许他们认可的人物。比方说：一个时装设计师，他不跟随潮流起舞，坚持自己的风格，他是“有态度”的。一个电影明星，他从不向八卦小报买账，不是工作就是躲起来背着包四处流浪，他也是“有态度的”。甚至一家餐厅，它违逆讲究健康的趋势，永远用猪油炒菜，遇上不喜欢的客人就干脆把他轰出去，这家餐厅，当然“有态度” 得很。简单地总结，“有态度”大概就是不流俗，有自己一套的意思。透过赞赏这林林总总“有态度”的人和物，那些记者、专栏作家，以及无法不依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大众媒体，好像一下子也都有了态度，与众不同。
我并不喜...
前陣子在北京，接到《飲食男女》的記者的口訊，說是要問北京烤鴨的事。也真巧，當時我正在路上趕去大董赴宴，而大董以烤鴨起家，那一頓想必少不了這看家名菜。可是老實說，我對大董的烤鴨一向不太感冒，因為她所謂的香而不膩，在我看來根本就是瘦而已。北京烤鴨以前人人管它叫北京填鴨，鴨為甚麼要填？那當然是為了讓鴨子肉滿腸肥。你賣烤鴨卻標榜它不肥，那還吃來幹嗎？難怪唯靈先生老說廣東燒米鴨要比今日的烤鴨好得多，道理就在這裏。好在大董別的東西好，不管烤鴨，幾道學了分子料理手法的創新菜也不錯。不像長安壹號那麼乏善可陳，特別是她的馳名烤鴨，每回吃完都好像沒吃過似的。
人人都說掛爐烤鴨是新派做法，便宜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