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顺手拿了一份报纸，想看看四川灾区的消息，但是满版满版的都是奥运的消息。最后只在一个版面中找到三则短短的灾区信息，加起来不到一个版面的六分之一。

这让我想到上周在电视上看到的一句“口号”--藉着奥运疗伤止痛，我当下的感觉却是另一句潜台词--趁着奥运让我们忘掉灾区。短短一周后，这已不是口号，而逐渐变为现实。 

我上传了一张照片在我的“相册”中，照片中是都江堰市龙池镇的一个好可爱孩子，他从志愿者办的「夏令营」中快乐的回到身后的家，但那已是废墟一片。他现在看到「外人」就都认为是好人，特别的友善而讨人怜爱。他父亲经营农家乐，过去每天要看好多游客，但现在废墟中一...

最近看完潘石屹的「我用一生去寻找」，第一感觉是他真「敢」，敢大声的说出自己的管理哲学，不管「现代」管理教科书的那一套，甚至说这十几年来不读管理，只读文史哲来修炼自身。

太多的管理者都要表现出重视管理的样子，所以去修EMBA，读一堆管理名著，搬回一套又一套的管理技术，却不管是不是真的会用。而潘石屹回到了管理的最本源--作生意就是作人，思考着人生，把人生感悟当作管理，还征求谁能为这样的感悟提出更多的答案，不必「假装」学了一堆管理，很会管理的样子。

我以为潘石屹的人生哲学或他的管理哲学可归为四项：

一、      ...

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人情社会”、“关系社会”，所以我们的管理中充斥着关系现象，从组织结构的挂靠、承包、外包、财团、商帮等现象，到组织行为的抱团（好的是团队，坏的成派系）、人伦法则与人情交换，到领导统御的亲信、班底、恩慈领导以及以身作则等现象，都是十分特别的管理问题，然而我们的管理学者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以“现代管理”为名必欲灭之而后快。但两千年中国老祖宗累积下来的东西，不但灭不掉，而且越来越多的管理研究指出，这种基于放权、自组织与网络结构的管理模式有着弹性、快速反应以及激励效果特强的好处。一方面，关系网络结成的组织有其效率，在某些产业中最具竞争力，但另一方面，网络治理却是一个...

网友aoyun19问我，关于河南中牟县地方政府不诚信，欠了黄克斌的钱，黄却不愿对他的农民工不诚信，花了十一年，用尽了四代人的积蓄来还农民工，有什么想法？其实我在“我对赈灾自组织不悲观”一文中已表达了想法，现在再说清楚一点。我以为黄克斌守诚信的背后是中国人浓郁的人伦观念，那篇博文中我引了三个故事：

第一个是关于家庭人伦的。我的一个学生作过在餐厅打工的农民工研究，其中一个案主，一天打两份工，忙的不得了，生活却几近赤贫，所有钱都拿去供给儿子上大学。这是什么样的母爱与自我牺牲？这样的工作精神，正是我们经济腾飞最主要的动力。

第二个是有关朋友之义的。「落叶归根」...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是我最爱的一本中国历史书，这本书说明了一个不守礼的皇帝如何地失去了知识分子集团以及政治精英的人心，以致于最后政治上「打结」了，任何政令都无法推动，政府变成「停摆」状态。明朝经过张居正的中兴，一度恢复了元气，但经过这一波折，遂逐步走上最后的败亡。黄仁宇在书的副标题上称这一年为「不显着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没有大的天灾人祸，也没有黄巢、安碌山之类的叛变，更没有强大异族的兴起或入侵，太太平平的一年为什幺种下了明朝败亡的因子?

万历帝宠爱郑贵妃与其子朱常洵，所以不想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立幼不立长，破坏了宗法礼数，引起大臣群起反对，说什么也不能同意，万历帝没有坚持，也就...

看到报上有社论评论比尔盖兹宣布退休时，捐出所有家产五百八十亿美金，并作终身志愿者，经营他的「比尔、美琳达盖兹基金会」，下了一个有趣的标题「首富变首善」，俨然比尔盖兹成了慈善精神的代表性人物。

我绝对肯定比尔盖兹的善举，他不但捐了钱，也捐了人，以他的经营才华，他的慈善事业铁定会极有成效，照顾千千万万的弱势者。对国内企业家而言，足为楷模。但是美国这个慈善精神十分发达的社会却对盖兹的善举表现十分平淡，说捐尽家财的富豪很多，只是盖兹刚好特别有钱而己。只有我们这个功利心太强的社会，什么事情都用钱来计算，才会把五百八十亿美金看的如此之重。在西方，慈善精神的代表只会是放弃学者生涯到非...

近来看到被称为网络上最受欢迎的公共知识分子薛涌教授写的两篇文章--「以中国文化的失败看孔子的价值」以及「反智主义思潮的崛起」，其中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十分深刻，也对管理学有一些启示。薛涌教授的三个观点十分精辟，大致可归结为：一、成功的社会治理一定是尊重草根社会的智慧，鼓励草根社会自组织以解决自己问题的。二、中国文化的失败在于皇权不断地扩张，把一套层级官僚体制一步步深入草根社会，终于扼杀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与创意，知识分子在这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三、儒家学说的精髓正是在于面对着集权、专制的层级体制时，试图恢复小社群的自我组织与自治，可惜不少后世儒家学者「屈学以阿世」，所以越走越...

机制设计经济学者曾以下面一个故事强调机制设计可以取代道德或规范。两个兄弟想公平的分一块蛋糕，如何办到？有三个方法，一是找一个第三者，由他分配。二是诉求双方的友爱或道德。三是设计一个机制，一个人分，另一个人先选，所以分的人一定会切到完全公平。第一个办法是我们今天常诉求的方法，凡事找政府来当第三者，但第三者可能拿一方的贿赂，并不一定会公平。第二个要靠个人遵守道德的情操，经济学家总觉得不可靠，所以只要有了好的机制设计，就不再需要前两个方法。

这故事很好，可惜没讲完，因为兄弟两人都是完全地追求自利的经济人，所以说好哥哥切，弟弟选，哥哥一切，一块很大，一块很小，弟弟一看不对，抢了...

很多“纯本土”的管理，不管称之为中国式管理，中国化管理还是本土化管理，要不是管理者的经验或体悟，就是一些不是学者的“名嘴”夸夸其谈论语、孙子兵法、三十六计、易经、甚至红楼梦的管理意涵，当然还有网民也有不少感悟。管理人人在作，谁都有感悟。这些感悟有时也很有用，但都是哲学，不能实证，不能进一步作科学研究，所以不能成为管理学。中国管理学落入这种不能实证，不能建构理论，只能清谈哲学的地步，就不会再有出路。

兴起于美国管理学九十年代，在国内也渐受注意的关系管理学，正是要避免这样的陷阱。本土化的关系管理学也引了中国思想的源头，包括论语的人伦思想，中庸的无为而治，大学的诚正修齐治平。...

当汶川大地震发生，七百五十万人次的志愿者涌向灾区，中国正面对着人性觉醒，人本关怀回潮，历史性的大改变之际，“知识份子”们却几乎失声。知识份子都那里去了？

传统上中国是一个知识份子祟拜的社会，但现在知议精英的民间声望却空前低落，总听到网民喊出“草根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以民粹主义情绪就否定了知识的重要。再不然，总有人揣测知识精英都是政府与商人的应声虫，不值得信赖。从关键年代的失声，到民间声望的低落，学者专家们的问题其实出在自身。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份子就所以令人景仰，是因为他们要作一件两面不讨好的苦差事──调和由下而上自组织出来的权力，与由上而下透过层级体制进行控制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