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年间，魏忠贤当道，杨涟、左光斗膛臂当车，敢于捋虎须，被下于狱中，一日数烙，体无完肤。左的学生史可法在狱外着急，但阉党监视甚严，不得其门而入，眼看恩师命在旦夕，史花了五十两买通狱卒，化装成垃圾工入狱，左光斗面目全非已不可辨试，但两目炯炯有神，见到史可法，大怒骂到，竖子，国家大事己靡烂至此，这是什么地方，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老而无用了，你却不知自重而昧于大义，万一被奸党陷害了，将来谁来主持国家大事？不如我今天就把你打死。说罢就抄起地上的刑具打去，史可法只好流涕逃出。

当清兵南下，南明最后一线生机就在史可法身上，他坚守扬州，与士兵同生共死，每遇警报，会数月不入帐就寝，每每说...

陈水扁的洗钱案在台湾闹的沸沸扬扬，看的我一则以喜，经过二十年民主化，终于贪污腐败在台湾都要受到检验，即使最高领导人也不例外。但又一则以羞，为什么这样贪腐无赖的人也会被选出来？

是谁造就了陈水扁？我想，是民族主义与道德高调带给了台湾这次民主的大灾难。

在民进党内，辈分比陈水扁高的多的是，坐牢坐的久的也多的是，但陈水扁却利用了民族主义与道德高调清除了他所有的政治前景的障碍。

早期的民主斗士很多是外省人（就是不是台湾本土出生的人），比如带领台湾民主运动很久，民进党创党元老费希平就是外省人，在台湾民族主义大旗下，外省人背负着原罪，不见容于民进党，所以很多民主前辈黯然退下舞台...

中国人的组织原则最大的特色就是家，家族企业、家国、家天下这些概念正好说明了组织家的原则也是中国人组织其他组织的原则。

中国人的家不等同于西方的家的概念。中国的家族是以扩大的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家父权力为主的社会职能单位。而西方的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男女结合，为的是生育和养育，培育后代是所有家庭功能中最核心的一件事，所以变成小家庭制度，因为小家庭就足以支撑培育后代的责任。但是中国的家，小到一个家庭，大到一个扩大家族，甚至是一个宗族，扮演的角色功能非常多，教、养、卫，全部都在其中。现代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职能都在一个家族中间完成，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教育功能以及对外保卫等。...

中国人善长“推己”，所以会把家的概念推而广之，“家族企业”的领导班子不必然都是家人，也可以由一群“拟似家族成员”所组成，从家人、亲属到朋友、老臣，都可以凝聚成一个“拟似家族”，营造出一个企业的核心团队，就看领导人如何带人，使团队成员有“家”的感觉。

中国历史上，唐太宗厥为此中高手。他的要诀在于：

一、展现真诚与前后一致性。唐太宗的班底中，大多都是其它阵营的降将。如魏征就是李世民之兄李建成的核心幕僚，曾经建议太子要先下手为强，早早除掉李世民，以免夺谪后患。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中被杀后，李世民抓住魏征问「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的感情」，魏征不但不求饶，反而说「如果太子听了我...

除了企业内要以家的原则组织一个领导团队，组织外，中国人也懂得要以家的原则经营自己的人脉网，好组织出一张外包伙伴及战略联盟网络，共同构成一个“企业家族”。

为什么“家”的感觉在交易行为中十分重要呢?以高科技业界的外包交易为例：

首先，“家”中的信任关系可以使双方在合约中不用钜细靡遗地规定所有的交易行为，一方面保留了弹性，一方面减少了交易成本。对于一些信任关系较强的合作关系，厂商在契约的订定上则以不约定罚责，不需订定太过于详细的契约，来保持协商空间的弹性，并相信双方以善意解决问题。所以有信任关系，可以保持较大的弹性，不至于被契约规定的太死。

其次，人脉使得赶单、插单成为...

我以为中庸之道在教育管理者两项修炼，一是「放」，二是「诚」。

中庸开宗明义就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者理也，理来自于天命，任天理而行就是道，这正是道法自然的思想。接着又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的七情六欲未发之时就无所偏倚，谓之中，是道之本，人情发出去时又不离天理，谓之和，是道之用，能把中和推于极致，则天地万物各安其份，生生不息。

这样一套思维形成了治理上的「无为主义」，也就是小政府或不干涉人民生活的一套思想，诚如中庸的结尾语:「<...

中国人往往「一放就活」，但也往往「一放就乱」。如何放而不乱？这是无为而治管理哲学最大的难点。如何让人物与人才为我所用，而不是人渣聚在身边?中庸之道以为关键在于诚。

中庸的天道观下，治理天下要作的是九经：「天下国家有九经，曰: 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候也。」所以治理之本在于修身，前几项都是针对政府组织的治理，讲的却是一套对不同的人的关系处理之道，而不谈组织层级、命令、规章、工作流程的设计等等。后几项虽不是治理组织之道，却是治理人民之道，讲究的是要仁爱、要怀柔，使百工安居乐业。而修身之本在于诚，所以说「唯天下至诚，为能...

中庸之道强调天下至诚方能使人尽其才，百道并行而不相悖，各安其位，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家自我管理而能生生不息。

换成今日的管理来说，就是以诚相交才能收服中国的人物或人才的心。

以史为鉴，马援是东汉开国名臣，也是中国开疆拓土的一代名将，以「马革裹尸」而知名于史。年轻时家里很穷，便到边疆进行屯垦畜牧。发了大财后散尽家财周济亲友，然后在天下大乱之中，听说槐嚣礼贤下士便前往投靠，很得槐嚣敬重。

当时槐嚣占据今天陕西西部、甘肃南部之地，未称帝，只自称西州大将军。而刘秀占据河南之地，荡平河北，也击跨了占据长安的赤眉军，称了帝。公孙述占据巴蜀之地，也称了帝。槐嚣派马援去观察两位皇帝...

最近看到一个报告，列举了很多影响世界的管理思潮，其中不少日本的成就，但却没有一个“中国管理”入选，其实我以为不是我们的管理者作不出有中国特色的好管理，而是我们的管理学者无法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好好思考我们管理成功的故事。我记得有一次我访谈一个高科技产业研究员，问他为什么高科技ODM（从设计到制造的代工）日本、韩国都作不过我们，劳工成本难道就是最重要的因素吗?他的答案是，劳力成本在高科技制造中占的比重并不很重，我们的优势是，一、我们极有弹性，生产可以变多变少很快调整，最合适商业波动这么大的产业。二、那时要日本设计试制一款高科技产品，至少二到三个礼拜才能作出样品，而我们只要七天。...

既然中国人喜欢创业，也善于创业，一个善于使用内部创业制度的中国企业，一方面可以提供员工强大的作事动机，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企业内良好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可以在中国人中发挥员工积极性的制度。但它的成功除了有赖于创业员工的人格与团队外，也有赖于良好的公司管理哲学与制度建设，前者中国文化提供了中国人丰沛的精神内涵，已如上述，但后者，则仍需要向西方管理学借鉴内部创业制度的建立。

一套管理哲学并不足以撑起内部创业的活动，没有制度建设，反而可能变成一百零八好汉立下一百零八个山寨，结果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让公司控管不易。所以Intel，3Com这些以其内部创业活动而知名的企业，无不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