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严复、马汉
1895年，甲午战败，严复在«论事变之亟»中指出：“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由此引发了国人对中国数千年治乱循环的探究与反思。有关著述汗牛充栋，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当属金观涛的«兴盛与危机»。
金观涛用系统动力学的思路，独具匠心地分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构架与运行机制，证明了“一治一乱，一盛一衰”是这个动态系统的固有属性，即“天行人事之自然”。然而中国传统社会为什么走进了这样的状态，又怎样走出这种状态，金观涛没有涉及。
作为学者，金观涛不涉及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政治家们一直在用行动回答它。严复选择的道路是“改良”，孙中山选择的道路是“革命”，当黄炎培向毛泽东问及这个问题时，得到的答案是“民主”。中国人极富于自省精神，大家都在“体制内”寻找答案。
严复是海军出身，在严复反思自己国家的“体制”时，地球对面一位海军上校却在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他就是提出“海权论”的马汉。作为殖民者的后裔和军人，马汉直率地将海权、贸易与民族生存空间联系起来，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经，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马汉注意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这就是荷兰面向大海的原动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权的丧失则导致荷兰帝国的衰落。同样的故事在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身上轮番演出。今天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则是牛仔布什麾下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马汉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将国家看成一个有机体，为其从外部寻求“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这就是所谓“航海大发现”以来，炮舰加贸易扩张政策的精髓，也是近500年来西方社会从长期的落后、静止转而“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的关键。
西方社会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开始于500年前的“航海大发现”。而600年前郑和就完成了“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指出：“国家欲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危险也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首夺取南洋，华夏危矣。”其见解不下于400年后的马汉，郑和的船队更非数十年后的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所能望其项背。然而，当达伽玛、哥伦布、麦哲伦为西方开启殖民时代时，大明王朝却颁布了禁海令。当直抒胸臆的马汉为美国设计海洋战略时，学贯中西的严复却无法通过“全国统一考试”的“初试”。
整个20世纪，中国人一直在顽强地寻找自强复兴之路，为此付出的代价超过了任何现代民族。20年前，邓小平毅然打开了“开放”的大门，随着“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的流入，中国经济明显地上到新的台阶。
进入21世纪，进入WTO，“世界村”已不再是文学上的描述，而是确凿的现实。当我们满怀自豪地筹备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时，是否需要“冷眼向洋看世界”？我们无法也不需要跟随西方的炮舰政策，但我们一定要有自己的海洋战略。本质上，海洋战略就是全球战略，就是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寻求未来生存空间的战略。因此它涉及的决不仅仅是军事，也不仅仅是海洋产业。贸易、资源、文化、外交、移民……都应在其视野之内。愿有识之士，冷眼热肠，详为谋划，使中华民族得以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