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请邹东涛老师也来谈一下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问题。

 　　
    [邹东涛]: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问题，本质上就是所有制基础问题，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什么所有制为主体和基础问题。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所有制是构成生产关系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革自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的部分，无疑是我国“破”计划经济体制、“立”市场经济体制最大的难点之一。所以，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没有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所有制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是改革攻坚的核心堡垒和关键环节，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改革开放30年争议最大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来，曾经发生了一次又一次大的争论，而争论最为尖锐的是关于所有制问题。因此，所有制问题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探讨中都是各界特别关注的问题。所以，我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关注最多的也是所有制问题。1988年，我曾经写过《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的比较分析》，从14个方面分析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适应和不适应的方面。1997年9月2日，我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关于完善所有制结构的探讨》，深刻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2001年元月，在两个会议上分别作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国有企业发展的大趋势》和《二十一世纪中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大趋势》，阐述了新世纪前十年我国所有制改革和发展的基本情况。2008年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主持撰写了《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改革开放历程和基本经验，同时出版了《中国所有制改革30年》，系统研究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发展问题。我对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引起过争论，也受过指责。无论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还是我个人的研究，都深刻证明，“所有制改革真难”，因而我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珠穆朗玛峰”和“马里亚纳海沟”，即改革高不过所有制，也深不过所有制。因为无论是攀登“珠穆朗玛峰”，还是潜海“马里亚纳海沟”，都是世界上极其艰难之事。

    [邹东涛]: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改革之难，难于所有制。我国的改革是循着先易后难、先外部后内部，先增量后存量的渐进方式进行的。经过30年的艰难探索、闯关夺隘、开拓进取，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都“啃”完了，剩下的都是“骨头”、是“硬核”、是“顽堡”，现在已进入到改革攻坚战的关键阶段。进一步深化改革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更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新的突破，改革就不可能有新的进展。所有制改革攻坚、贵在解放思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的新突破必定是所有制改革的突破，推动产权改革，建立现代产前制度，这市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也是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基础。在所有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既要走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 ，也要走出西方经济学的帝国主义，要坚持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原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必将大大刷新我们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的真正大发展和经济学大师的真正成长，寓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发展的实践中，思想是正确行动的先导，中国经济社会新一轮的大发展需要新一轮的思想解放，实践科学发展观就必须要以新一轮思想大街坊推动新一轮大发展；解放思想、黄金万两；观念更新，万两黄金。所有制是灰色的，生产力之树常青。我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进行的，而这个改革最重要的需要构建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所有制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完全的、纯而又纯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经济。这一所有制基础曾经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地不断深入与广泛发展，这种一大二公的所有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较长时间内存在比较落后的状态。而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就必须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吻合的所有制基础，这就是构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而这个经济首先要认识什么是公有制主体。公有制为主体完全区别于改革开放前那种完全的公有制经济，而是指在关乎国民经济命脉的经济是国有制经济，或者国家控股的股份经济。而大多数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小型企业则大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包括私营经济，合伙经济和非国家控股的股份经济。  　　

　  [邹东涛]: 但无论多么艰难，30年的改革实践证明，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仅在思想理论逐步取得了共识，在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就。我认为，我国改革开放30年在所有制改革方面，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清晰的，实践中也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改革的实践在不断地发展，在理论界对所有制问题的争论依旧存在。有的人主张要实行私有化，也有人主张要更多地发展国有经济。对此，更显得党和国家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尤其重要。一方面，我们还要继续大量发展各种形式、各种规模的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我们还必须继续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邹东涛]: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在现在情况下，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数量越来越大，规模越来越大，怎样解释以公有制为主体？我认为，为了使我们的改革实践和理论认识相一致，不仅在所有制改革方面要不断与时俱进，对所有制的理论认识也必须不断与时俱进，为此，我觉得，解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要跳出“数量论”，而以“功能论”在取代“数量论”。因为从数量上来看，随着非公经济数量的增大，不仅从全国来说，还是从一些地方来说，公有制经济越来越少了。那么，是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也要变化呢？我觉得大可不必。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够总说着眼于经济体的数量分析和数字对比，更重要的是着眼于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分析。公有制经济在数量上看来是减少了，但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控制、引导等功能不仅没有弱化，而且还强化了，其在国家财政税收里的地位仍然处在关键地位。  　

　　[邹东涛]: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还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坚实基础，同时，社会主义象征着公平和公正，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不断发展是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的坚实基础。  　

　　[邹东涛]: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因为非公有制经济主要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市场的持续繁荣，供给的持续增加，客观上需要大量的非公经济存在和发展，这也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有制发展的基本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