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从“清风街”到“兴隆街”

                        马平川

    乡土叙事在今天又一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一方面,消费主义物质和欲望的裹挟下的冲击；另一方面,农民正脚步趔趄，踉踉跄跄地走在通向城市化的康庄大道上。过去“离土不离乡，离乡不离土”的小农经济的经验早已落后于时代，现在的农民不可能在土地上一辈子常相厮守，墨守成规。随着中国乡村的城市化发展，农村新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构建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乡村形态。我们所面对的“乡土”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我们所面对和表现的农民，也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作为传统的小说乡土叙事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型时期，今天又一次面临着选择和考验，小说乡土叙事已经走到了如何面向乡土中国现代性经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叙事关口，是继续沿袭以往驾轻就熟的叙述模式？还是凤凰涅磐般地由死还生？这无疑是摆在作家面前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作家如何将翻天覆地变化中农村的人和事以新的文学眼光历史地、审美地认识、理解，化作自己的血肉和灵魂，并艺术性地化作出鲜活生动的乡村故事、乡村情感，达到作品的内在精神与审美品格的完美统一。这已经对作家的认识，发掘生活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提出新的挑战。

    将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置于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考察认识，可以看出《秦腔》表现了贾平凹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状态，呈现在小说里面的始终是中国农村作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贾平凹以焦虑的姿态观照农民的现实人生。在城市文明与乡村传统文化价值的冲突上，更多地是关注农民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以及精神的痛楚和裂变。《秦腔》完全打破了传统的乡土小说的思想和写法所形成的单一的叙事模式，而且又区别于他以往驾轻就熟的文学观念，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贾平凹。《秦腔》的意义就在于，重新开启了一扇乡土小说通向未来的门。走出一条更为自由的乡土叙述之路，用更直接，更纯粹，更鲜活的叙述方式，使我们对隐伏在生活表层后面多重挤压下的真实，有一种新的理解和认识。

    在《秦腔》里，贾平凹的智慧体现在他生活细节如数家珍的滔滔不绝叙述中叙述的始终带有末世的情怀，笼罩在一片悲凉之雾中，谁的手都挥之不去。字里行间却掩藏不住对乡土挽歌般的迷茫与怆然。那种感受正是来自灿烂的田园牧歌刹那间变成废墟挽歌的虚无感。贾平凹目睹清风街上大量农民离开农村，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丰饶的精神家园正走向荒芜和衰败。已经没有了自己精神的“故乡”。面对现代文明不可逆转的行将消失的诗意乡土，在都市的万家灯火阑珊处，贾平凹徒然梦醒，多年来所熟悉的一切眼看着正在失去，往日的田园牧歌老牛炊烟正在一去不复返，故乡的熟稔亲切的面孔逐渐模糊。贾平凹带着无奈和迷茫书写着对故乡的记忆与苍凉。贾平凹认识到城市现代文明对农村以及农民个体生命价值的挤压和冲突。他开始思索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人如何去活着的问题，这样的感情不是简单纯粹的，而是复杂斑驳的；不是清澈透亮的，而是浑浊不清的。让人哭也哭不出来，笑也笑不出来，从中读者可以领略到 贾平凹的一抹无奈的悲凉感。悲凉是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和情绪，是一种挥之不去萦绕心头的悠长而又绵远的情绪，气息，情感状态。

    在这个功利主义的泛娱乐时代，小说写作在当前消费化、快餐化、低俗化的文化环境裹挟下愈演愈烈，当前一些作家一味片面的追求小说的“好看”，不约而同的从精神高地上撤离，在迎合、追风和造作中，笔不再倾听心灵的呼唤，只是通过情节的快节奏，动作的强快感、人物的强刺激去招徕读者，在市场的跟风逐浪中，他们逐渐迷失自我。这些作品缺乏用思想资源来支撑小说的重量，缺乏用精神内涵来搭建小说的骨架，从而减弱了艺术的想象和思想的深刻。这种写作倾向背后彰显出贫弱的精神贫困和苍白的文化底色。

   《秦腔》的情感主题具体淹没渗透于文本的种种的片断和细节的描写刻画之中。贾平凹把琐碎的生活片段和个人经验汇聚成小说的叙述激流，纠集成强大的叙事力量。在这里，小说的时代风云，人物命运，情节故事化作大量平淡、零星的的生活片断，如同贾平凹所说，“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①大大小小的事件，通过片断细节巧妙地贯穿，连缀，引申，从而取代了传统小说以离奇冲突的故事来支撑情节的模式，《秦腔》人物众多，世相缤纷。各色人物活动于同一空间，大小事件纵横交错，许多看似无关的许多小事，又彼此与主要事件相连，环环相扣，互相渗透。清风街里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婚丧嫁娶、夫妻吵架、鸡下蛋狗撵仗等等事无巨细，基层乡镇领导、妇联女干部、戏班子女戏子、开豆腐作坊的、开饭馆的、跑长途运输的等各色农村男人们女人们穿梭其中，这些芸芸众生生存的底色，生命的本相，鲜活真实的逼近乡村生活的原生态，贴近底层生活的感受，整个作品就像清风街的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庞杂，但又浑然一体。从而使整部作品充盈饱满，丰富逼真。贾平凹在不急不缓，不动声色中将广阔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变迁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肌理不露痕迹呈现出来，将难以把握的社会历史有机地融于世态人心的细致生动刻画中，绘制了一幅事象纷呈，浑茫斑驳的民间生活的生存镜像，真切地传达了当下中国的乡村经验，从而愈加丰富和深化了中国的乡土记忆。表现出贾平凹在表现社会生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

    在贾平凹的笔下，“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是一条缓慢涌动的河，翻卷着暧昧的、混乱的、破碎的浪花，徘徊、迂回、曲折。河面粘稠浑浊而平静，不动声色，平静水面下却激流暗涌，总是在不间断地流淌，朝我们簇拥而来。《秦腔》这种写作方法，意味着贾平凹在严肃地探求当代汉语叙事的一种可能性，可以说是贾平凹在创作的探求和摸索的过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秦腔》是乡土废墟上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黯然神伤，又是对农民生存本相的强烈的逼视和灵魂追问。他在《秦腔·后记》中说：“体制对治理发生了松弛，旧的东西稀里哗啦地没了，像泼去的水，新的东西迟迟没再来，来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风方向不定地吹，农民是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无所适从，他们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上栽在哪儿都是难活。…… 真的是在城市化，而农村能真正地消失吗？如果消失不了，那又该怎么办呢？……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颂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②贾平凹自己并没有简单的一味歌舞升平的歌颂赞美，或者抨击揭露问题，他只把自己的迷惘、无奈、感伤艰难的弥漫在作品中，水乳交融，穿心透骨。这是需要读者去用心揣摩体味的。贾平凹在《后记》中写到：“如果你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茫和辛酸。”他把心中对故乡深情向往和失落沮丧的幻灭交织在一起，带着他的无奈与感伤，记录了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的生存镜像，呈现了曾经被遮掩或者被忽略的记忆，从而使其小说获得一种浓烈而深沉的悲剧意蕴和丰盈而醇厚的文化内涵。《秦腔》叙述难度彰显了贾平凹直视现实的大胆和敢于触及难题的思索意识，把他们最真实的原生态展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用心去感知、领悟、思考和判断。

   《秦腔》几乎没有制造多少尖锐紧张的矛盾冲突，也没有多少险象环生的故事纠葛，贾平凹突破了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因果性、顺时性等叙事模式，而代之将传统的农村日常生活琐事的主要内容现实生活的片断和场景融入自我心境，让叙事话语徘徊在人物纯粹的心灵真实中，让人以十足的耐心反复地咀嚼着、品味着。一种坚硬如沙砾般，浑浊又咸涩的味道扑面而来。《秦腔》的主题内容决定了它内在结构，行文风格以及叙述方法上的丰富随意与复杂多变，小说的主题决定了不易用传统的“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客观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来处理，但其中穿插自然主义，意识流技巧，小说在一些的意识流叙述中也夹杂一些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客观生活场景。《秦腔》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展现流光碎影中的琐屑与嘈杂，不讲究鲜明的个性人物塑造、不按照因果逻辑关系编织曲折的故事，而是着眼于真实地挖掘人物的深层意识乃至潜意识中的矛盾与冲突，沮丧与兴奋。

   《秦腔》为小说叙事带来了多样性和复杂性，虚实相生、极大地丰富了小说内在的表现力，这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进行阐发、评价和质疑，这是《秦腔》本身意蕴的多向性内涵决定的。《秦腔》的叙事风格和手法也正是小说里所描写的生活本来面目决定的。毋庸讳言，《秦腔》的支离破碎感、混乱无序的意识流动状态，有时会使读者感觉被裹挟淹没在一团浑沌中身不由己，找不着北。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的阅读造成了相当大的阅读障碍，读《秦腔》不能急，更不能慌，它要抽丝剥茧般一层一层地往外褪，它需要时间和耐心，需要细细品咂才会觉出它的味道，细饮慢啜中才会感受个中意境和韵味。

    小说要好看，更要思想。小说要穿越故事、人物、命运的层面，抵达精神的阳光地带。本雅明说：“写一部小说的意思就是通过表现人的生活，把深广不可量度的带向极致。小说在生活的丰富性中，通过表现这种丰富性，去证明人生的深刻的困惑。”③其实这种“困惑”其实就是精神困惑。实际上真正深刻的、优秀的小说都是对人的灵魂的干预，写人类存在中的精神困境的。当前许多小说，仅仅是故事，小说放弃了思想追求，对小说人文价值的关怀，对生命意义的深层体验的消解，沉溺于身体叙事、欲望叙事泥沼中不能自拔。小说的精神空间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小说讲述的不仅仅只是人的肉身的存在，而是指向精神的存在和生命的探寻。因此我们必须重申这样的小说写作伦理：思想是小说的灵魂，小说要从故事写作向精神叙事回归。要抵达故事背后，揭示、捕捉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种种被遮蔽的内在真相。

   《高兴》通过对日常生活的表象的呈现，探讨生命的本质意义，通过最朴质的观察经验洞察生命深处的破碎、残缺和沉痛，从而传递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的关注和思考。真实地写出了贾平凹内心深处的脆弱、焦虑和揪心，完成了一次对生存意义的哲学关怀与追寻。《高兴》是一部有着非常鲜活和饱满的情感力量的小说。贾平凹深入到“乡下人进城” 的境遇和体验的肌理之中，演绎了他们不断被异化的人生梦想，再现了他们对抗现实苦难的罕见品质和勇气，发掘出极为丰饶的人生景观。表明了贾平凹对社会生活的广泛观察与深入思考。《高兴》充分展示底层民众生命特有的柔弱与坚韧、尊严和价值、卑贱与高贵。

   从《秦腔》到《高兴》，贾平凹的叙事风格在不断变化。《高兴》是一次“华丽转身”，正是这次转身，使小说的艺术背影又一次重新面向大众、面向当代生活，重新现出了无限生命活力。贾平凹在刘高兴身上寄寓了他对乡村与都市、人性变化与社会发展中人的生命本真的审视和追问。《高兴》与《秦腔》的写法大相径庭，《高兴》以简洁明快的“口述体”彻底颠覆了《秦腔》那种“密实的流年式的书写方式”。《高兴》里没有过多花样翻新、花里呼哨的东西，《高兴》在叙事结构上采用了传统的以故事和情节刻画人物，同时又以人物来带动情节发展。小说整个故事是以“刘高兴”第一人称的口吻来叙述，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中的主角，叙述视角因此而移入作品内部，成为内在式焦点叙述，故事更加生活化、细节化。涉及到城市底层中的警察、乞丐、民工、妓女等，极为简单的故事情节，两三个简单的人物，构成平实流畅的文风。

   《高兴》在语言与结构上一反《秦腔》的繁复，显得简洁而灵动。活泼有趣的，直白口语化的叙述，为写作提供一种切实的落脚点。读来活灵活现，生机盎然，给人以阅读的喜悦和快感。这是《高兴》的不同凡响之处。巴赫金说，“词生活在自身之外，生活在对事物的真实指向中。”④ 假如“词”从“事物”这一指向里抽象出来，“词”就成了风化的干尸，变成一堆尘土。贾平凹来自民间生活无比丰厚的气韵和情趣，就是“词”之外的“事物”。他对商州、西安地域文化特色有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感受与体悟。《高兴》对西安方言土语的纯熟运用，嬉笑怒骂、大雅大俗、通俗直白，不让人觉得低俗，反而内心的感伤更加难以抚平。《高兴》中出现了西安许多真实的街道名、单位名，只有在这种情景中，才能显出方言的自然与和谐。方言与环境的相得益彰，增强了小说的地方风味和真实感，把逼近原态生活场景，凸显在读者面前。恍惚间使人不经意就走进那个真实的世界。

   《高兴》比《秦腔》好读得多，之所以很好读，这与《秦腔》摈弃了以人物、情节和故事为主要因素的传统结构大不相同，贾平凹将传统的白描手法在《高兴》中运用得淋漓尽致，其简单素朴的描写中寄寓着真挚沉痛的情愫，弥漫在字里行间那淡淡的忧伤和迷茫，连续不断地调动幽默、机智、风趣的写作风格。贾平凹把处在城市边缘小人物内心的雄健和强悍传达了出来，又把复杂丰富的现实生活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和盘端出。城市在贾平凹的笔下展现出被繁荣遮盖的一面。《高兴》着眼于揭示从农村废墟里走出来的人们，猝不及防跌入更为可悲的迷惘、焦灼、困顿当中。这种洞明与体察，内省与宽阔，奠定了《高兴》欣悦而又沉重、无奈而又悲伤的审美特质，给人一种全新的“陌生化”的审美体验。

    在贾平凹的笔下，清风街、兴隆街不再是一条寻常的街道，而成了贾平凹安妥破碎灵魂的审美实体，成为故事的发生地。清风街、兴隆街有着与人不可分割的体温与心率、血脉与灵魂。贾平凹抱着悲悯之心，与他笔下的人物灵犀相通，荣辱与共。在《秦腔》里，一幕幕纷繁芜杂的生活场景，一幅幅鲜活摇曳的人物镜像，农民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生动地在清风街上演。《高兴》讲的是西安城墙下兴隆街上刘高兴难以抗拒的的宿命人生。顽强、艰辛、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情形。《秦腔》和《高兴》是贾平凹在清风街、兴隆街上演的“两台大戏”，拉开大幕，贾平凹用两种板式来唱“大秦之腔”，《秦腔》是“慢板”，属于苦音腔，撕不断、扯不尽的是幽怨沉缓，暗藏着一种无尽的悲凉，腔速徐缓。《高兴》是“散板”，属于花音腔，简捷明快、激越有力，行云流水般痛快、酣畅。“清风街”、“兴隆街”成了陕西乃至中国农村、城市的缩影和象征。“清风街”、“兴隆街”是贾平凹搭建的人生大舞台，快速旋转的舞台，光影交错，人如鬼魅，在这个黑色的梦魇旋涡中挣扎跌撞。

    从《秦腔》到《高兴》， 贾平凹的小说一直都在不断变化中，不变的是他用文字拷问、审视现实的责任和良知。那就是对“人”存在，对“人”的生存意义、生命的尊严的 叩问和审视。《秦腔》写了土地上的农民，《高兴》则写了离开土地的农民。贾平凹一步一步地竭力进入生活的深层，由一种叙事意识发展成一种精神救赎意识。超越生活关怀和生存关注，走向精神和灵魂关怀。从《秦腔》到《高兴》构成了贾平凹对乡土中国最后的苍凉回眸。《高兴》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只有直击生活痛处，直捣灵魂的小说才能让观众受到最大的感染和震撼。焦躁与迷茫之际，我们不断回头张望，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的注定，还是今生的永劫不复的存在真相？不能仅仅从小说里寻找答案，我们应该背过身去，潜入生活的水底去打捞。这就是《高兴》给我们的启示。

    诚如贾平凹所言：“我的出身和我的生存环境决定了我的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关注和忧患时下的中国是我的天职。”⑤他对孕育了自身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兄弟寄寓了深切的同情、理解和体恤，倾注了执着的近于固执的深情。贾平凹的生命状态和写作状态包容了历史的痛苦和思考的艰辛。他用小说烛照了人类恒久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境，他对存在始终不渝深刻追问和反思，充盈着生活的质感和光泽，洋溢着生命的清新和激情。贾平凹始终保持自己的敏锐、执着和丰富，努力挖掘出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鲜活和坚韧，写作纯粹而彻底。他的创作让读者对乡土中国中的农民有新的认识和发现，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注释：

① 贾平凹：《秦腔·后记》，《秦腔》，第565页，作家出版社，2005

② 贾平凹：《秦腔·后记》，《秦腔》，第562—563页，作家出版，2005

③ 本雅明：《本雅明文选》，第295页，陈永国、马海良编，张耀平等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④ 巴赫金：《小说理论》，第7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⑤ 贾平凹：《高老庄》后记，《高老庄》第411页，太白文艺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