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风云(一)
从北京到庐山
王先金 编著
第四章 丁玲的风雨人生（3）
毛泽东与丁玲的交往
丁玲从前线回到延安，有一次去毛泽东的窑洞里交谈。只见毛泽东坐在桌旁，摊开一张不大的白纸，提起毛笔，凭着记忆，将《临江仙》一词抄写了一遍。丁玲望着毛泽东那潇洒流利的笔势，心里十分得意，也十分感激。
抄完以后，毛泽东便把这幅墨迹递给了丁玲：“拿去吧。”
“谢谢主席！”丁玲双手接过，脸上充满了笑容，心里乐极了。
当时丁玲不过三十出头一点，性格活泼，刚来延安又很兴奋，所以很有点女性的可爱之处。她与毛泽东又是湖南老乡，因此很谈得来，经常到他那儿去谈文论诗，与毛泽东说说笑笑，彼此都很随便。
有几次，丁玲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都是一边跟她谈话，一边就用毛笔随手抄几首他自己作的词，或者是他自己所喜欢的词。有时随抄随丢，有时则抄了送给丁玲。
“你对这首词的印象怎么样？”有一次，毛泽东把自己作的《忆秦娥·娄山关》一词抄给她，顺便问道。
“这......”丁玲那时的旧诗词根底不是很深，她虽然觉得此词写得雄伟有力，却一下说不清，看到最后，便指着词尾的两句说“‘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是一幅多么好的图画啊！”
1937年1月31日，毛泽东发起了庆祝徐特立六十寿辰活动。丁玲和周小舟、徐梦秋买来一块红缎子，准备写一首诗贺他。三个人正在凑诗，毛泽东来了。
“你们在做什么呀？”
“我们正在凑诗呢。”
“这好呀。”毛泽东高兴得哈哈大笑，“来，念给我听听。”
当丁玲他们把凑成的诗念给他听时，毛泽东说：“前边两句写徐老长征时的神态，很好。‘衣服自己缝，马儿跟着跑’，真是那样，很现实，这是谁都知道的。末两句‘青山与绿水，徐老永不老’，也好。”
一次，毛泽东对丁玲说：“了解一个人很不容易，有时要几年，几十年，有些人你一生也了解不透。”
又一次，当别人要丁玲谈谈对边区的观感，她说：“边区就像个小朝庭，林老就是财政大臣。”毛泽东知道了这话，非但不批评她，反而对这个说法很感兴趣。
1937年2月11日，是中国农历的大年初一（春节），毛泽东来给丁玲拜年。
那时，东屋住着黄祖炎（在江西苏区曾任毛泽东的秘书），丁玲住在西屋。黄祖炎的勤务员李耀宇看到新搬进来的这位中年妇女很瘦，满脸的皱纹，只是一双大眼睛有点神气，整天不声不响地闷在屋里看书。他每天顺便给她打洗脸水，送三餐饭，她和黄祖炎一样吃中灶。
有时，丁玲和黄祖炎在院子里聊天。说起西安事变，她恨恨地说：“应该杀了蒋介石这个刽子手。”
那天清晨，李耀宇从教堂后院子的大灶打来一壶热水，刚进院子，毛泽东的警卫员匆匆进来，问他：“你的首长在家吗？毛主席来啦！”
毛泽东来到了他们住的院门口高喊：“老黄在这里么？丁玲在么？”
李耀宇扭头望了一眼院子里的毛主席，转身推开东屋的门扇。黄祖炎夫妇正在炕上穿衣，李耀宇一边倒水一边告诉他们，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不停地喊着丁玲的名字，丁玲从西屋迎了出来：“丁玲在呀！”
毛泽东说：“过年了，秀才们好吧！丁玲同志还好吧？”
丁玲回答说：“好！我还打算去看你呢！”
毛泽东说：“行啦，我来看你，你就莫去喽。”说着，他走进了丁玲的西屋。
毛泽东坐在床铺上，丁玲坐在对面的木椅上。毛泽东说：“你到延安这下好了吧，精神上、语言上不受压迫了吧，自由了吧！”丁玲只是点头，只是笑。
毛泽东见李耀宇站在门口，说：“嗬，你这个小娃子，又到这里来了！过年好啊！”
丁玲问：“主席，你怎么认识他呢？”
毛泽东说：“我认识他，比你还在前呢！那次在保安，我专门看过他们几个娃娃。”
丁玲：“哟，那是一个‘红小鬼’呀！”
毛泽东转过来问丁玲：“你现在写点什么文章？”
“啥文章也没写，只是看书。”
“有啥好书呀，也让我看一看！”
“没啥好书，乱七八糟的随便看看。”
毛泽东要求丁玲：“你应该多写写些‘馍馍’出来。”
丁玲怔了一下，又笑了：“没有问题，早晚得有馍馍。”这里所说的“馍馍”就是指精神粮食。
沉默了一会，毛泽东说：“好啦，我去给老黄拜年去！”他走到堂屋里喊黄祖炎的名字。
黄祖炎在东屋里说：“老毛请进，老毛请进，我正在洗脸呐！”
毛泽东哈哈大笑：“啊呀，你们真是一个懒汉，一个懒婆。”
朝玉英（黄祖炎的妻子）拖着滚圆的大肚子，倚在炕沿上，垂头不语。
毛泽东又问：“玉英几时生娃娃呀？在我们中央医院里生娃娃？还是另有打算呢？”
黄祖炎说：“准备送她回延长，让我母亲照顾她吧。那里条件还比我们医院好一点吧！”
毛泽东说：“那可多危险呢！”
黄祖炎：“这两天，我就让他俩走。”
毛泽东说：“这小娃娃，又做勤务，又做警卫，还要做保姆！好啦，你可要尽心尽力哟，一定照顾好她，给我们抱一个‘小红军’来，有你一份功劳。”
1937年3月1日，美国女作家、新闻记者史沫特莱到延安访问。延安的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社联合集会，欢迎史沫特莱的到来。毛泽东、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亮平等出席了会议。由黄华（即王汝梅）担任翻译。
这次欢迎大会，毛泽东特地请丁玲主持。丁玲能主持一个毛泽东亲自参加的、又是欢迎自己相熟的老朋友的会议，感到非常愉快。当她作了简短的讲话后，文艺协会的代表李殷森代表致欢迎词。接着史沫特莱讲话。史沫特莱的讲话很长，毛泽东耐心地听完了她的讲话之后，作了简短的演说。随后，朱德、林伯渠等人也相继讲了话。
1937年春天，丁玲从前线调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对她说：“你开始做工作就是要认识人，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他们，就是要接触群众，了解群众。”她在中央警卫团是这样做的，《警卫团生活一斑》就细致地记录了她认识人的过程。她离开中央警卫团以后，有一段时间浮在上面，毛泽东发现了她这个缺点，批评她的住处“有点象文化人的俱乐部”，说她“是名士气派”。后来，她坚持深入工农兵，在《三日杂记》这篇散文中，记述了她跟村长老婆一个柳拐子婆姨睡在一个坑上谈家常的情景。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很高兴地对她说：“唉！丁玲，你能够和柳拐子婆姨聊天。”毛泽东要丁玲搞“大众化”、“工农大众文艺”。
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丁玲被任命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在服务团出发前，向延安各界作汇报演出。丁玲在《王老爷》一剧中也演了个角色，在台上演起戏来。演完回到后台，只见毛泽东站在台上侧幕旁边，从缝隙里看戏。他一见丁玲，笑着说：“啊，丁玲也上台演戏了，好呀！”
丁玲不觉脸红，问：“主席怎么在这里看戏？”
“我来迟了，前门挤不进来，只好绕后台进来。”
演出完毕，毛泽东极有兴趣地对丁玲说：“节目可以，就这样搞下去。”
“西北战地服务团”东渡黄河，到达山西，途经十六个市县和六十多个村庄，辗转三千里。所到之处，便开演节目，他们通过话剧、歌剧、京戏、大鼓、说书、双簧、地方小调、快板等多种文艺形式，创作了二十多个节目，演出大受欢迎。直到第二年秋天，即1938年8月，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才胜利返回延安。
这时，萧军、徐懋庸等人也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欢迎萧军、徐懋庸等人的一次晚宴上，也把丁玲请来一起参加了。同时参加的还有张闻天、张国焘和康生。
毛泽东与丁玲等人在晚宴上边吃边谈，十分随便。
1941年5月，《解放日报》创刊后，丁玲担任文艺栏的主编。一天，丁玲在碰到毛泽东的时候，以请教的口气问道：“为什么你在文章中批评人，人家服气，我写批评文章，人家不高兴？” 丁玲(左)与战地服务团女团员
毛泽东笑了笑，然后说：“批评人要实事求是，讲点辩证法。批评人家时，一定要记住，先把人家的长处说一说，并且要说透，然后再对他的错误或缺点进行批评，他就服气了。如果你光是批评，有时候就得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引起一些误会麻烦，这就不好。”
丁玲听了，认真地点点头。
有一天，毛泽东在和丁玲闲谈时流露出他缺少一部《昭明文选》。丁玲想到了她在南京的朋友方令孺，便写信给方令孺，请她代买这部书。丁玲在信中没有提及书是为谁买，是方令孺从字里行间感觉出来的。两人心照不宣，能为自己所敬仰的人民领袖悄悄地尽一份力，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幸福。 丁玲(前右2)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
不久，书就寄到延安来了。
1942年5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毛泽东首次提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会上还特地提到丁玲。
有一次，毛泽东忽然对她说：“你不要只到我这里来，你还要到康生那里去一下。”
一提到康生，丁玲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穿高统马靴，戴猎人帽子，拿一条马鞭的半洋鬼子的人，她那时还觉察不出毛泽东话外有音，只心想：他是从苏联回来的，我是从国统区逃奔延安来的，两个人风马牛不相及，我去看他做什么？于是，她便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说：“我同康生有什么关系呀？我要到他那里干什么？”当时毛泽东也没跟她再说下去，只是点起一支烟抽了起来。
然而，过了没有多少日子，延安有些人忽然背地里流传起丁玲是“叛徒”的话来了，据说康生在会上还公开说过。不久，消息传到了丁玲耳朵里，她就去找毛泽东。
“康生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叛徒’？”她气鼓鼓地对毛泽东说，“我要求中央审查我在南京这段历史，给我作出书面的结论。”
毛泽东听了她的陈述，对她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同志。”
于是，丁玲就去找陈云，把自己在南京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的汇报，并写了书面材料。陈云、李富春等人经过认真审查，作了结论，认为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并把这个书面结论放进了她的档案。
至此，丁玲的心里才安稳了下来。后来毛泽东也知道了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