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于是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回归到常态水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参与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约束。开发内需,主要是国内消费需求于是变得至关重要。
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育的社会化程度;改革医疗、失业、养老保障制度,增加政府转移支付,当然会增加消费倾向。但是,由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要达到使消费倾向有显著增加的程度是不能承受的。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诸如家电下乡、农机下乡等政策来刺激消费,但是这些政策和措施的作用到底有限,而且也不可能持久。向前看,政府再也没有像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那样的巨大存量需求可以开发利用了。短期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投资来增加国内需求,但是长期中,投资又会变成新的供给,而可以形成新的增长点的投资领域并不多。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大型机器设备的使用,对于增加就业,促进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增长的作用也不会显著。要增加消费,核心仍然是增加收入,特别是广大中下层人民的收入。
首先,这是一个转轨国家的制度制约问题,而不是一般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倾向不足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中政府所占的比重过高,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国家所有,以及上游产品垄断经营等等严重制约了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增长。这些都不是需求管理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要通过改革制度才能解决。但是这些领域的改革再也不可能是帕累托改进了,越来越困难。
其次,这又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发展问题。广大中下层人民收入的提高,最终要依靠制造业来实现。然而今天的经济是耐用品经济,其特征是生产能力超过消费能力,为此需要外需吸收我们的劳动密集制造品。外需对于中国经济长期至关重要。现在面临外需减少,这就构成了矛盾。好些人认为农村存在巨大的存量需求可以开发。但实际并不是。追根溯源,不仅农民将来之收入提高依赖于制造业,就是他们既有的收入也是来自于制造业。逻辑上,我们要靠工业发展来让农民富起来,而不是通过农民的消费来吸收工业的巨大产能。
当然,克服“投资冲动”也具有必要型。这也需要改革制度,而不是靠需求管理来解决。
外需回归,于是需要增加国内消费,而增加国内消费,归根结底需要增加人民收入,这又离不开外需对于我们劳动密集制成品的吸收,经济就是在这样的“怪圈”中行进。为此,维护汇率稳定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目标。给定人民币不得不升值,那么必须选择缓慢升值。
给定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升值,而西方国家超发货币不容易停下来,那么资本项目管制可能不得不重新严格起来,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可能也是必要的政策选项。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私人所有,不仅增加了吸收过量货币的广阔天地,可以有效避免房地产泡沫涨大,同时还可以有效增加民众收入,增加国内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老百姓是富裕的;没有一个国家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而国内消费需求是旺盛的。
既然世界经济过去的高增长是非常态的高增长,长期里将回归常态增长,与此相适应,我们的外需增长也将从非常态回归到常态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必须调低增长预期。是的,无论从需求方面看,还是从供给方面看,曾经8%以上的高增长的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未来中国经济将会告别8%以上的高增长时代,很可能会回到一个7%左右的中速增长时代。
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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