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博文起源于一位网友给我写的一封豆邮（通过豆瓣的私信系统发出的信息），既然是私信系统，ta的信息和我的回邮就不公开了。但是，我在回邮里提到了“读书无用论”，关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公开讨论一下。
基本上，读书无用论在今天，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它只是变换了一种形式。过去，我们一度鄙视过教育，宣扬“白卷精神”；今天，我们鄙视不具实用性的教育，宣扬“以就业为唯一目的的教育”。归根到底，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是臭老九，这样的看法，依然被继承下来。
我看到网友babynana的一则微博，她如是写道：
在不习惯读书的人群里面，18-19岁的年轻人占45.9%。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图书生产国，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不下30万种，但中国是人均阅读量最少的国家之一。赫胥黎曾经预言人类文化灭亡的方式是没有人想读书，没有人想知道真理，文化成为了滑稽戏。在我们这个时代，他的预言真的有可能成为现实。
当然，你可以很乐观地看到，有超过一半的人还有这个习惯读书。但对于一个国家和文明而言，只有一半的人有这习惯，无疑是太低了。
而在这一半的读书人群中，还有一种不那么严谨但却反映出一点社会现实的二元分法，这是另外一位网民吴向九写的：
读书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现实主义者，一种是理想主义者。前者，将读书做为手段，通过读书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后者，读书是兴趣爱好，读书是逗自己高兴。而且后者还常常看不起前者，这也可以做为文人相轻的另外一种注解吧。
换句话说，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当成兴趣爱好的读书，只有1/4的人呢？
我们这个民族以无比的热情拥抱了商品经济，拥抱了拜金主义，拥抱了成功学，拥抱了只问结果不问过程——这一系列，在其它民族里，花了很长的时间，而我们，只用了三十年，“激荡的三十年”。我以为，这和民族本性里那种成王败寇的功利性实用主义有关。
有一则很古老的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鲁班拿出他的发明：一只木鹊，它可以连飞三天而不落地。墨子却说：“这木鹊还不如一个普通工匠顷刻间削出来的一个车辖，车辖一装在车轴上，车子就可以负重五十担东西；而你的鹊有何实际作用呢？木匠做的东西，有利于人的称为巧，无利于人的只能叫作拙。”
我们对于这个故事的立场，大抵都是站在墨子这边的。我们对技术的看法如此，对思想的看法同样如此。孔老二奔走诸国而凄凄惨惨的原因就在于，他那一套，看上去没什么用。而儒家在汉朝的辉煌，就在于董仲舒和他的弟子们（同僚们），将这一套改换手法，变得十分有用起来。
在今天，其实我们信奉这样的说法：
有用的书读来是有用的，无用的书读来是无用的。这句话的前一个用指代实用性，后一个用指代必要性。如果你成天读一些没有什么实用性的书——比如《社会行动的结构》，比如《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比如《社会学的想象力》——那对不起，你就是“百无一用是书生”。
基本上，我们今天依然在焚书坑儒，只不过，我们不是让书和儒物质上被消灭，而是让它们，彻底边缘化。
至于教育，同样的，
有用的教育是有用的，无用的教育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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