耋龄忆往                 愈中小忆——忆病（中）

我一生生过无数次的病，有些是当时贫穷人家出身的苦孩子常见病，在我都可忽略不计。我这里记的是就连贫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普遍常得的、而且是几乎夺去我的生命最后却死里逃生的例子：

1  “副霍乱”（或者叫“类霍乱”，这都是我自己“杜撰”的名字）。大约在1938年夏秋，“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其时韩复榘部队“不顾父老们长跪村头苦苦挽留急速撤退”，县长谢国桢也“闻风丧胆携巨款潜逃”，“黄县救亡团”于1937年11月成立，于1938年1月在城南黄格庄举旗起义，4月鲁东抗日游击第七、八支队东进，5月，成立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期间，为了准备抵抗日本鬼子（实际上是汪伪军、俗称“二鬼子”）攻击黄县城，县里发动民工轮流到县城周围去挖战壕，政策是“有钱出钱（记得是一块现大洋），有力出力”，出了钱的就可以不出力。我家赤贫，当然无钱可出；当时我家就我一个“男丁”（刚满十周岁），按说是可以被豁免的但不被允许。于是我不得不借把铁锹（我家连把像样的铁锹也没有）跟着成年人一起去“出工”，出工的时间是一整天，中午饭自备。我没有其他饭可带，只带了一块高粱面饼子，一小疙瘩咸菜。同去的有前面提到过的具有“高学历”的延修兄，吃饭时他给了我一疙瘩他带的肉皮冻。我当然视为美食地吃下去。回来第二天，就上吐下泻，然后就昏迷不醒，传说是得了“霍乱”。幸亏找了一位土郎中给我放了血（血色是紫黑的），才又缓了过来。

2、“副伤寒”（或者叫“类伤寒”，也是我自己“杜撰”的名字）。大约是在1944年前后，其时我在沈阳“兴顺西百货店}”作学徒。当时的所谓学徒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在工厂里的，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学徒，目的是“学手艺”，像我此前在铁工厂所作的那样。这种学徒工地位更低下，体力付出更繁重，入厂文书上规定“跌打（挨打）损伤，致残致死，厂家概不负责”字样。我就是由于不甘忍受这类虐待才离开那里的。商店里学徒（俗称学生意”），比较“文明”，不许打骂；当时的旧式商店，编制上共有几种层次：1、财东，2、大掌柜，3、“大份子”掌柜，4、“小份子”掌柜，5、普通劳金，6、大年轻的，7、小年轻的。我大概是1944年进来的，身份属于“小年轻的”，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是：专干一应杂活，如拉“排子车”进货送货，打扫清洁（包括扫地、抹桌子、刷茶具、刷痰盂、给“劳金”以上的人放铺盖、打洗脸水，乃至端夜壶……等等）。有一天早晨起来，感到身体十分难受（按现在观点看来，一定是发烧了，而且是高烧），当时各层人员就寝方法大致是：1、财东和大掌柜睡“客屋”，并专门在那里开桌用餐；“大分子”掌柜一般在各分管“店面”有专门的床铺；小分子掌柜和一般的“劳金”每天由我们“小年轻的”在店面内固定的地方（柜台之间）临时搭床铺，我们负责在晚上搭、晚上拆。我们是没有固定床铺的，当时店里有一个厨房，外间是炉灶，里间是两铺土炕，我们大部分都挤在卫生条件极差的土炕上。因为这两铺炕白天还要在上面开饭，不能在上面养病，所以就把我塞进一间破屋子里，没有任何治疗，连续发高烧，一躺就是四十多天，结果还是让我硬挺过来了。

3、肺结核。我的肺结核明显是受人传染的。最初是1948年我从沈阳来到北平，经常借住在我哥哥的一个同事那里，他当时患有这个病，先我以前来到北平养病。他从某个疗养院出来，通过他的一个病友，在颐和园里龙王庙（那时龙王庙是可以出租给个人的）。后来他的哥哥也来了，也患的这种病，而且比他严重得多。用现在的知识解释，就是“开放性”的。那时我毫无这方面的卫生常识，经常和他们吃住在一起，受到传染是肯定的。幸而，考汇文时还未被查出来，后来，学校（汇文）例行检查身体（在北池子防痨协会）被查出来了， 幸好是初发，还没形成传染性，于是就拖拖拉拉一直到毕业。我不记得高考报名时要不要身体检查证明，反正报名高考、清华入学检查都顺利通过了。一直到1951年到总行实习归来，我到操场体育锻炼，不小心摔了一跤，起来就吐血不止，到校医院一检查，是“空洞性肺结核”，住进医院……。这次病到没有立马的生死问题，但在当时看来，这是个典型的“不治之症”，而且时间拖得太久（一直到毕业后一年多才治愈）。可能人们（主要是我的同班同学）看来，我的前途——乃至这一生就算完了。他们的这种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高不成，低不就，……行虽端，派却右……”满可说明问题了。……

以上两种病，可以说是纯属“天灾”，里面基本没有“人祸”问题。当然如果按照后来兴起的所谓“阶级分析观点”，前者可上纲为受了封建势力（地主富农）的压迫、后者可上纲为受资本家剥削。但我的家教和个人一贯观点是，小时候受穷和后来地位卑微，这怪不得别人，是因为自己或自己的前辈们不争气，但“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应该通过自己的奋斗（用正当手段）改变这种状况。当然，如果受了迫害、欺负或人格侮辱，不论对方是什么人、什么势力，都应另当别论。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一个“流氓无产者”，平时游手好闲，乃至偷鸡摸狗。有一次，村中富户（黄子瑜家）草园子里失火（麦根垛被人点着），传说就是这个人干的。这个人欺软怕硬，我曾见他由于偷别人的庄稼，被“看泊人”捉住，绑在村头大槐树上责打，他也不敢“呲牙”……。这种人倒是穷人，但我很瞧不起他，因此平时有所流露，被他怀恨在心。他常常寻衅欺负我，因为我年纪太小（他至少大我30岁），家里又无别人给我撑腰，也奈何不了他。有一次，他听信他外甥的谗言，把我痛打了一顿，母亲带我到他家里去“理论”，但却奈何他不得，村里人也惧怕他的“痞威”，不敢公开替我主持公道，只好不了了之。这件事我视之为奇耻大辱，立志长大了一定报仇。后来离乡背井，出外流落，此事也就淡漠了。1954年（这时我已参加了“革命工作”），我被安排随学生到洛阳去实习，归途决定顺便到久别的故乡探望。有一天，我到地里看乡亲劳动，无意中恰巧遇到了他。一开始我没认出他来，只见几个老人，显然是队里的弱劳力，干的是专门分配给他们的轻活，但他们干起来仍不轻松。当我走到一个人的面前，刚要搭话，忽然意识到，我面前站的就是他——我当年的仇人，他就站在我面前咫尺之远，他当时还记得这笔“老账”，应当很紧张。当时我稍一动力，就可以把他打躺下，然后再一阵拳打脚踢，像他当年打我一样，也把他打得鼻青脸肿。……但我没有那样做，而且短时间地进行了思想斗争——一方面，我当时已不像当年受侮时那样地仇恨他了；另一方面，我确实变得冷静了、成熟了、遇事考虑的全面了。我想，我当时正当壮年，而他已垂垂老矣！他年欺负我，是他以强凌弱，而今我武力对待他，又何尝不是以壮欺老……。于是我和他“聊了一两句话，就离开他了。我回去找了大队干部、我当年的玩伴延生兄——他既是我当年受侮的目击者，又是当时他家的草园子着火的当事人。他很赞成我的做法。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