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书有道。有值观之书，有不值观之书；有当先观之书，有当后观之书；有当常观细观不辍之书，有偶尔一观即可之书。凡此种种，不可胜言。
故而，世间之书虽浩如烟海，当观、值观之精粹并不为多，堪常观细观不辍之不世经典更是寥寥可数。只不过，人的认知能力有个提升的过程，博览简易驳杂之后，才能渐而堪究精粹，久味精粹之后方有望得经典之真义。
故观书之道如修行之道，同登山之理，下阔上窄，愈上愈窄，愈上愈难，于难行处，四下漫走，博涉多观，往往便可能适己之径。山下山腰多观，方有望见适己的登顶之径；四方八处多行，方有望获涉险跃阻之能。
除却消遣、娱心与见闻之外，观书之目的，大致可分为修心、明智两类。
明智之书易择，中肯精到者即是。择其优者，循序、用心而观便是，无可赘言之处。
修心之书却难辨，以有形局限之文字言无形博大之心，自然缤纷错杂、千言千态。不过，言虽可异，理却当一，秉此理以审之，高下可知。
古语有言，心者乃生之本、神之变也，心为形之主而神为心之宅。神居于心而总摄意志魂魄，意志生于六欲而魂魄源于七情，七情六欲根源于四肢百骸、经络气脉。故修心之理，总不外于淬炼四肢百骸与疏通经络气脉、调制七情六欲以及淬炼意志魂魄、明心强神。此为修心不易之理也。其法可异，但合于自然法则，便当有一定之理，斟酌参照于修行，高下则明。
修心之书，因所涉玄妙，往往便会富于哲性。因而，其实修心之学，便差不多便哲学重合，综观古今，大致可分其为三系：西方一系，关注于规则逻辑，于修心之初可有明晰简捷之功；印度一系，精究于心思神念，于修心之探索尤为厚重悠远，修心之中可为优渥之资、臂膀之助；中国一系，擅长于宏观大势，可得修心之总纲，可定长久之趋向。
与中国哲学以概括与整体为出发点、印度哲学以体验与心神为着眼点不同，西方哲学的重心是逻辑与个体，因而对简易些的问题可以弄得条分缕析，对那些玄奥、甚至不能强用逻辑的问题就变得吃力、甚至无能为力了。
西方哲学发端于希腊哲学，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其思想的本旨近于古印度的数论派）、赫拉克里特（其思想神似于老子）、苏格拉底（其地位近于孔子）、德谟克里特（其地位可比墨子，思想超卓，直透千古）、第欧根尼（其思想有庄子之风），虽都各有建树，但都只是思想大概地传了下来，并无经典传世。直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师徒出现，西方哲学的构建才算建立。
之后哲学被宗教驱逐，直到文艺复兴后，黑格尔、尼采、康德、海德格尔等人的出现，西方哲学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到了马克思、弗洛伊德、萨特、罗素等人，很多问题便在各人那里得到了些不错的解决。马克思剖析了资本，弗洛伊德探究了精神，萨特解析了人心，罗素则已有些集大成者的气象。
因为西方哲学的着眼点在逻辑与法则，关注的又是个体，所以对已取得的世界认识有很大依赖。这也就决定了，除了关于心性、灵魂、精神这类玄妙的问题，西方哲学是随着文明对这个世界认识的进步而逐步完善的。因此，对西方某些哲学家的奇思妙想大可不去理会，把握清楚整体的脉络后，虚心向近代的那些大家讨教就可以了。
在西方哲学一脉中，尼采是个特例，却也是个典型的代表。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自然也便难免有，天才常有的，某些似乎可以算作缺点的东西。言语似乎有些太过张狂，论断似乎有武断之嫌等等。不过，若设身考虑到，其所言也只是针对那个特定的时代而已，就会发现那张狂与武断已少很多了。
其所提出的超人哲学的精神，其实是每一种达到成熟层级的哲学所共同具有的。那便是一种积极的迎接挑战、面对苦难、迎战生命过程中会出现的艰险的自强不息，那便是以苦磨淬炼自我、提升自我的顽强与坚韧，那便是对灾磨的无畏与对心神强大的不懈寻求。
之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与其叙述的方式有关，也与人们先入为主的思维有关。
如其所说：
我以我的爱与希望请求你：千万不要舍弃你灵魂中的英雄！并且使你的最高希望永远保持神圣。
人和树原本是一样的，他越是想朝光明的高处挺升，他的根就愈会深入黑暗的地底——深入恶中。
凡是感官所觉知与精神所领悟的一切，本身没有任何目的。只不过感觉与精神会使你相信它们乃是万物的目的——他们竟是如此的虚荣。
禁欲是什么？禁欲不是很傻吗？然而，是那愚行要来迁就我们，而不是我们去迁就它。我们把住所和心都给了这个客人，现在我们住在一起——就随它住多久吧！
我钟爱那珍惜自己道德的人，因为道德是自我完成的意志与一枝憧憬的箭。
我钟爱那因心灵过于丰实而忘己，且与万物合一的人。如是，万物乃成为他的归宿。
我钟爱那精神与心灵两皆自由的人。如是，他的头只不过是其心之内腑，而他的心则促使他完成自我。
不要再将头埋在虚无飘渺的沙堆里；反之，还是逍遥自在地顶着那个赋予大地意义的现实之头吧！
至于印度哲学，几乎可以直接叫做修心之学。《吠陀经》，与中国《易经》同等的经典，印度文明的发端与本源，其核心《薄伽梵歌》几乎就是修心的精要与纲领。
古印度六派中的瑜伽派的本旨，根本就是只是“修心”二字。《瑜伽经》中所言，虽还不是那么成熟，但于修心的认识已经很让人叹服了。
待到佛陀博采诸家之长，开佛家一脉，整个印度文明都与这修心之学息息相关了。《金刚经》为诸经之母，道明修心的方向；《心经》为三藏之主旨，明言修心之纲领。《圆觉经》、《华严经》、《法华经》等等，为佛陀随性因缘而说，禀心而观，随需而取舍即可。毕竟法尚如渡江之筏，至岸即当舍，何况参法之书?
近世印度出了三圣，个个了不起，圣雄甘地的人格魅力让人叹服，圣诗泰戈尔则达到了诗的至境——完全的朴实与纯挚，剩下的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则以大全瑜珈指引了世人生命的实在与方向。室利·阿罗频多对欲、情、意志、信念、神我诸般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将印度文明中的修心之学融为一体，其对修心之人的助益，近世的大家怕是很难比得了的，其所为之伟大也许尚待后人之发现吧。
中国哲学根源于以概括总结获得规律性的认识，着重整体性看待事物、以大视界反回去验证规律。因而，当其达到成熟后，便有着无所不在的亲和性。
因而，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其实也只是说了句大实话而已。易道，即阴阳变易之道，也便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内核。因为中国哲学根源于概括、着重于整体的特性，越古老、越朴实的经典，越是博大、越是玄妙。因而，探究起来，反倒是应该逐渐向上追溯。
作为中国哲学与实用的契合点，哲学体系的最底端，成熟于明清时期的立身处事哲学是中国哲学通俗化与实用化的表现，也是中国哲学的重心与基础。因而，立身处事哲学可以算作中国哲学金字塔的塔基。
人生在世，要做的不过两件事——做人、做事。人一生都在学习的，也不过是为人与处事。明为人则事易处，善处事则事易成。而当下人们所扰心费神的所谓知识，很多时候仍只不过是末节，可却占了本该属于律与理的主位。
论起哲学，还有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并驾齐驱；可说到为人处事之学，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精到就非他者可比。到现代那所谓的成功学兴起，已是晚了才数百年。
明清时期，儒道禅三家思想已得混融，为人处事之学也达到成熟。虽则自然已落于下乘，然作为为人处事之启蒙，已然足矣！
其中的代表，便是被好学的日本人成为立身三经的《菜根谭》、《小窗幽记》与《围炉夜话》。另有《朱子家训》、《格言联璧》、《幽梦影》等等。其言有别而其意近，其旨则大抵相同。
其说大抵如此。
为人当心地光明，慈善盈心，淡以应物，谨以行事，去贪嗔痴，修仁义礼智信，持中守德，自强不息。
处事先要做好人，之后自然而然、随性而为便罢。只严律己而宽待人，与人不争，恒持谦恭，防微杜渐，遇事则当机立断，尽心谋事而不强求其成，常从容而恒随缘。只以德待人，以道处事而矣。
凡此种种，其中之味品嚼得尽，则心正而可清净，事明而易有成。然后究味圣者之言，大德之器可成。
往上追溯，便是成熟于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了。其是中国哲学发展到成熟期的产物。成熟则成熟矣，不过，对以明究天道、臻至圆成为终极目的中国哲学来说，却已入下乘。
程朱理学作为中国哲学发展的完备阶段，哲学上成熟的同时，也自然在灵性与亲和力上衰减。作为哲学，当究；与修心之人，则裨益不甚大。知其体系而取其精粹可矣！然而，这不妨碍程颐《易传》与朱熹《周易本义》成为释《易》力作。
陆王心学则直指人心，以格万事万物致良知以明心见性。虽有外儒内禅之嫌，却可谓得孔老夫子真意。与修心之路尚不知着落者可以究之。然毕竟其作为之方不详，更谈不上大全，尚不足在孔夫子脚下再撑起一座高峰。故一观可矣！
汉唐时期，佛学不断发展，渐渐与道学、儒学并驾，五祖慧能更是开禅宗一脉，使中华文明儒、道、禅三家并驾齐驱、互为补益的局面最终形成。
《坛经》直指人心，推重明悟，可以说确实得了佛陀本旨，因而也算是一部经典。至于禅门里的偈语、话头，玩味起来，于修心亦会有所助益。
再往上追溯的话，魏晋玄学也值得说一下。不过，总的来说，也只是对《易经》与老庄的注解，虽有精到之处，却无独创之说，以资参考的话还行，多的就没的说了。
最后，便是先秦那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了。
《易经》滋养下的诸子百家中，自是以儒道两家成就最高，也最有影响。孔老夫子为《易经》所注的十翼与老子的《道德经》分别为儒道两家思想的根源。《十翼》在释《易》的过程中表露的是中正之道，《道德经》里阐释的则是自然之道。儒道之外，《墨子》、《韩非子》、《孙子兵法》、《鬼谷子》作为墨家、法家、兵家、纵横家的代表作，自是皆有其深刻的内涵。《墨子》明于情与理，《韩非子》究于法与度，《孙子》精于形与势，《鬼谷子》妙于揣度与捭阖。其他诸子，各有所得，以多不切合于当时之实用，流传不甚广。名家之说，虽有先见之处，然终未成体系，也不切于当时时势之用，多耽于文字之戏，不比严谨之逻辑学。至于《吕氏春秋》，杂陈治乱之理，旨在资用，算不得一家，仅是取各家之可用而已。
孔子删编六经，而后有儒家，《诗》、《书》、《礼》、《乐》用以教化，作《春秋》以彰盛衰消长之道，注《易》以阐阴阳变易之理，后又有《论语》传世，颇蕴真灼之理。
孔子曾言，后世于己之褒贬皆在《春秋》。这自是未考虑、也不可能考虑其死后方传世的《论语》。明《春秋》可见微知著，思《论语》则微言大义，可其实真正展现其思想之博大的，却还是其为《易》所作的十翼。毕竟孔子晚年而好《易》以至于韦编三绝啊！
孟子、荀子皆可谓得其真传。只不过，《孟子》是用明净的本心去解读，《荀子》则是从人性的原态去理解。
老子的《道德经》与庄子的《南华经》，列为人类文明的瑰宝都不为过。只不过，《道德经》，需要人把薄读厚，从那五千言中读出世间万事万物之理；《南华经》，需要把厚读薄，从漫漫几十万言中读出那恒久不易的大道。由厚而薄难，由薄而厚更难。故而，要真正读出《老子》的深邃博大，必得先读出《庄子》的万言不离其宗。
虽然《易经》之十翼饱含孔子之心血，《易经》却不属儒家，而应当说是诸子思想之源，数千年来对《易经》的研究更是构成了中华文明之主脉。即便是横空出世的道家祖师老子的思想，很明显也是深得其滋养。
相传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卦而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后孔子作十翼，易经始成。王弼扫象而精阐义理；来知德深山苦研，推象而及理，《易》之精奥始显。后世有力者莫不研《易》，以之安身立命，以之济世利人。
探《易》之理，必待识博见广而明德见道之后，方易有得。故自古有言，少不学易。识见不足，难明其奥也。昔孔子晚年而好《易》，非始好也，始能好也。
初研《易》，以李光地兼采诸家的《周易折中》与王夫之简明成熟的船山易入手为好。《周易折中》择点诸家之说，中肯精到；王夫之为明清时易学之集大成者，其开宗之船山易象理互究，深入浅出，言论应当算是甚为明晰，故而易于入手。
待明易理而知象数后，再参详王弼、来知德诸家之论，以求融通。
渐而，便当返本归源，究于十翼，归于卦、爻，终以明于八卦、阴阳，得其机奥。
中国哲学融通了儒、道、禅三家，其实一直都还主要是以道家为核，以儒家为表，以禅佛一家为佐济的。
道家长在道理之圆成，儒家长在济世之功用，佛家长在心性之修行。因而可以说佛学是当仁不让的修心之匙。
佛学始于佛陀与其众弟子，大约汉时传入我国，流传于魏晋，兴盛与隋唐。
佛典浩繁，修心之人但取其根茎，而弃其枝蔓可矣。
《金刚经》为诸经之母，若可得其真意，便不须多究矣！若有所须，因须而择可矣！
佛家之理，便在籍清静持戒以入定境，凭定以明心见性而生圆融之大慧。戒贪嗔痴，断除诸般烦恼，以使六根清静，定境中扫涤身心之秽垢，使心通明而真性显，扫相灭执而生通达无羁之大觉大慧，终至心明如镜、智慧圆融、有无俱遣、不落两边的觉悟境界。
总而言之，就是不着于境，不着于情，不着于理，不着于法，不着于一切，使心如明镜，不为境情理法诸般所扰，安然平和行于世间，免于烦扰而助济于苍生。
此为佛陀，汲印度诸家之精华，觅得的一条修心之路，实人人可行之，也人人当行之。不必出家，只须心静；不须断绝七情六欲，只在身心清静，淡然随缘。久久而往，自然明佛陀之苦心，而渐趋向于寡欲清心、去妄守中，以得心魂之安宁，以得自性之解脱。
儒家之学，经董仲舒改造之后，虽成独尊之势，却已失其本真，仅只为封建帝王之工具而已。故大可聊以观之。
四书五经依于真意而观，方可见孔孟之本旨。而儒家之本旨在于《易》之十翼。
中正二字，道尽阴阳之理。持中守正，则任阴阳消长，无衰灭之虞，无邪妄之患。以自强不息而守中，则天道长佑；怀厚德载物以守正，则邪妄不侵。处中正之位，道佑之，物佐之，则己安而功成。中正，或者说中庸、中道，便是持守两极之间，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如此，则损有余以不足之天道不伤而长佑，己安而事可成。儒家所谓“独善其身”，便是究明此道而后守之；所谓“兼济天下”，便是守此道而后推之于天下。
道家，归根到底，其实便是生于《道德经》之五千言。然圣人皆尚不言之教，讲求万般自然，又遑论立束人之宗教。后世之人尊之而实有所辱之，殊不知美之之时而实有所污之。《道德经》仅五千言，当与《易》颇有渊源，然其博大厚重却几可与《易》并驾，实令人叹为观止！
其理实一，只是论天道之法不同而已。《易》以阴阳推衍，《道德经》以微言大义，理同法不同而已。今世人或误解之，或燕雀之眼析之，甚或贬之以“小农”，圣人当不怨之，然当必惜之。
《南华经》可视为《道德经》之阐释，其中之理义亦足使人叹绝。二者相参而究，或可窥其要旨。
道为万化之本源，道和合而化生元气，元气离析而化生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交而化生冲和之气，三气和合则化生万物。
道为万化之实质，此质之性，即为万化之律。合此律者谓合道，人之合道者谓有德，此之谓道德。故背德即背道，背道自然受律之惩，此之谓道佑有德。
道只自然，作而弗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似无为而实无不为；人法道，便当秉道而为，因其自然，不妄施为，只秉道而往，为则必有功。
道不争、处下、守柔、清净、无私；人法道，则当不妄求、谦恭、慈善、清净、去私。
凡此种种，皆天地之至理，值终生参悟以明之，而后守之。。
常思常得，受用不尽。以此，可以安身，可以养命，可以明理，可以行事。
天下之理虽杂，至理必一；所言虽杂，其旨必一。因而，守中道、顺自然，于诸家之言随需而取，谨心修持，以至于心神澄明、性灵圆成，而后随缘安然助济于世，许便为中国哲学之旨。秉此旨以观万法，以历万事，或便可渐明至理。
在中国，这便叫作三教混融，印度圣哲室利·阿罗频多则称之为大全瑜珈
三教本是一理同源，皆在去外扰复本心而达心性圆融、合于中道，且互有补益也。如此，融三教之方，持守清静，去贪嗔痴，修仁义礼智信，进而扫相灭执、返本归真，便为修心大道也。
室利·阿罗频多所言大全瑜珈，则是以万事为砥砺，融瑜珈诸派之方、乃至世事诸般之磨练以修行，实与三教之混融有异曲同工之妙。早先之佛陀，其实便也是大全瑜珈的修习者，自然也是集大成者。三教混融再与大全瑜珈互补有无，则漫漫修行之路或便有路可循、有法可依矣。
不过，静心思量的话，便就随取何用之方，博涉可见之法，以自身遭际之诸事为砥砺，摸索而行便是了。毕竟，心路漫漫而可随处踩下，前人之得仅可借鉴，最适合自己的路还须自己一步步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