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初台湾爆发SARS 时，台北市和平医院封院的事件，以及其它医院有医师牺牲的情况，许多人都还印象深刻。当时升高中的基本学力测验还因而延期，各型的口罩严重缺货，火车与汽车的乘客锐减。各国对SARS 全力扑救，加上天气转热（SARS病毒怕高温），状况才控制下来。
接下来的另一个大威胁，就是让全世界高度警惕的禽流感（avian influenza 或简称为bird flu）。这是候鸟在各国之间迁移，透过鸡鸭、鸟类、猪只，传染病毒给人类的流行感冒，有许多国家都有灾情告。台湾严密监控各种可能管道，扑杀不少从大陆走私的鸟类。
目前威胁人类的是H5N1 型病毒。H5N1 是什么意思？H 是Hemagglutintin（血球凝集素），主要的功能是「与宿主细胞上的受体结合，以利病毒进入细胞中。病毒进入细胞后，会接管细胞，合成大量的病毒蛋白质与RNA，之后再将这些蛋白质和RNA 组装起来，就成了新病毒。病毒要离开细胞时，神经胺酸酶（Neuraminidase，简称N）会切断病毒与宿主的连结。」简言之，H 是用来进入细胞的，N 是用来离开细胞的。（《科学人》2005 年12 月号页59）H 有16 种，N 有9 种，H 与N 的组合共有144 种（= 16 x 9）。H5N1 表示：这种病毒是由H5 和N1 组合成的。H1 到H16 的编排顺序，是依照病毒鉴定的先后顺序编号，N1 到N9 也是依鉴定的时间顺序排列。
1918 年的流感（不一定是由飞禽传染，所以不能称为禽流感），是H1N1 型病毒株，引发全球大流行，4 千多万人丧命。1957 年的流感是H2N2 型，全世界约100 至400 万人死亡。1997 年在香港流行的，是H5N1 的禽流感，18 人罹病、6 人丧生。1999 年香港有H9N2 型流感病毒，感染2 位孩童。2003 年在8 个亚洲国家传播H5N1 型，同年荷兰有1 千人感染H7N7 型病毒。
2004 年1 月，越南和泰国证实有H5N1 型病例。2005 年6 月，中国中部湖泊有6千只野生禽鸟，死于H5N1 病毒。同年在俄国、印度尼西亚、哈萨克、蒙古、越南都有H5N1型病毒的感染报告。（《科学人》2005 年12 月号页50-1）2006 年在土耳其、匈牙利、西欧，都发现有候鸟死于H5N1 病毒。
以上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流感病毒的基本特性，以及过去一百年间对人类的威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Douglas Almond 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把焦点聚在：1918 年流感时受孕的胎儿，比流感之前和之后受孕的胎儿，成年之后的各项健康指标，是否都明显恶化？
医学界对流感的冲击，大都着重在流行时的威胁。现在经济学界提出明确的证据，指出流感的危害是长远的，提醒大家不要低估这个重要的面向：怀孕受胎时期的外在环境，会影响出生时的体重与成年后的各项健康。
1918 年的流感，是从1918 年的10 月到1919 年1 月，只有4 个月期间。约有1/3的怀孕妇女得到禽流感，所以在1919 年6 月左右出生的婴儿，有1/3 可能在胎儿时期，透过母体间接感染了。Almond 运用1960-80 年间的十年普查数据（Decennial Censusdata），发现1919 年上半年出生者，教育程度较差，身体残缺的比例较高，平均所得较差，社经地位也较低。
但这项数据没有健康方面的数据，所以他进一步运用1984-96 年间的Survey of Income and Program Participation（SIPP）调查资料。这项数据共有25,169 个样本，都是1915-23 年间在美国出生，在此项研究进行时，年龄为60 到82 岁之间的人士。
我们都知道，战争期间出生成长的人，因为营养不足，日后的身高体重与健康较差。1918 年的流感影响更明显：流感期间受孕出生者，在SIPP 资料内的死亡率，是非流感期间受孕者的7 至10 倍。若用统计回归来表示，受流感影响的胎儿，日后在整体健康、听力问题、说话能力、举取对象、行走困难、糖尿病、中风这7 项上，都系统性地表现较差，而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99%）。
若把这25,169 个人的出生日期，分成1919 年第1 季（1-3 月）、第2 季（4-6 月）、第3 第4 季，再做统计回归分析，结果更明显：在第1-2 季出生的人，也就是在禽流感发生时受孕的人，上述7 项健康指标都明显地差99%显著水平）；而同年第3-4 季出生者，这7 项指标就明显地改善（也是99%显著）。
这项研究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增加对胎儿健康的投资。长期而言，(1)这对全国人力资本的健全性会有帮助，(2)会减少许多慢性病的医疗费用，(3)减少许多社会福利开支。
参考文献
「禽流感专辑」，《科学人》2005 年12 月，第46 期，页37-60。
徐明达（2003）《病毒的故事》，台北：天下杂志。
Almond, Douglas and Bhashkar Mazumder (2005):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and
subsequent health outcomes: an analysis of SIPP d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95(2):258-62.
Almond, Douglas (2006): “Is the 1918 Influenza Pandemic Over? Long-Term Effects of In
Utero Influenza Exposure in the Post-1940 U.S. Pop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4(4):672-712.
Barry, John (2005): The Great Influenza: The Epic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lague in History。
王新雨译：《大流感：致命的瘟疫史》，台北：台湾商务（2006）。
Kolata, Gina (2001): Flu: The Story of the Great Influenza Pandemic of 1918 and the Search
for the Virus That Caused It,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吉娜‧科拉塔（2002）《流
行性感冒：1918 流感全球大流行及致命病毒之发现》，台北：商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