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资本的投入以及相应的城市高速经济发展，因此又吸收了一亿的农民工。这里先不考虑“民工”所包含的种种社会问题，而只从农村人多地少问题的角度来衡量这一变化。它事实上仍然没有能够减少农村非常密集的人口。时至今天，农村人口仍然基本徘徊于改革初期的八亿的绝对量，人多地少的局面仍旧没有明显的改善。即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适度规模设想（例如江南的每劳动力二十亩地）,仍然没有能够真正实现。农村劳动收入的提高主要得自非农收入，而粮食生产收入，即使是在沿海一带，仍旧大多徘徊于老的水平。城市发展但农村落后的悖论现象仍旧是中国的基本现实。

　　这个经历所突出的逻辑是中国人多地少的极其巨大的矛盾，不是农村工业化和全球资本与全球市场便能够彻底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在乡村工业化和全球化这两条已经是十分宽阔的道路之上，另外寻找更多的出路。近年来的“西部大开发”是具有一定潜力的一条道路。另外，在改革过程中相对被忽视的一家一户的小面积种植业，以及与它直接关联的副业，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提高。人们今日普遍地认为西方式的高度城市化必然也是中国农村的出路，但是事实上农村人口，起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之内，不可能大规模减少，因此我们需要从悖论实际出发，在小面积的、劳动密集的农副业生产中去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