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二日北京天
7月2日，一场大雨过后，多日密布的雾霾终散去，北京迎来久违的蓝天。这天蓝得着实令人震撼，像极了童话般的仙境。一时间，市民们纷纷拿起相机、手机记录这个“历史瞬间”，“这种好天，不拍张照都对不起老天爷”；微博、微信上也出现了一股“晒蓝天”的热潮。有网友说，这绝对可以算得上是北京“限量版”的蓝天；也有网友感慨：“这天蓝得真令人感动！”
在令人感动的同时，一流的空气质量也让人呼吸就是畅快。看，浓度曾经爆过表的PM2.5出现了罕见的个位数。再看，7月2日当天中国气象局发布消息称，刚刚过去的6月份，北京雾霾日数达18天，为最近30年常年同期雾霾日数(3.2天)的近6倍，为近10年同期雾霾日数(6.4天)的近3倍，和去年同期(12天)相比，也偏多五成。据气候专家介绍，这为上世纪60年代以来同期最多。
看到这组数据，刚刚感动的心情不免又沉重起来。近三十年，以十年为单元，北京的雾霾天气呈倍数增长，生活在这座特大城市的市民有着深刻感受，甚至时常会感叹：首都都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居住吗？向往首都的、习惯了首都的人乐观地说，我们的领导人不也是和我们一样同呼吸吗？自我宽慰、自我调侃之余，还要问一句：像7月2日这样的“极品天”能维持多久？有人总结北京的雾霾困局：冬季靠（大）风，夏季盼（大）雨。
这风靠得住吗？这雨盼得来吗？气候条件通常变化不大，盼得来的基本都是异常气象，同样的异常气象就是久旱不雨，那就严峻了。其实，过去北京的天气不是这样。从形成雾霾的基本条件看，我们必须更多地关注污染物的排放浓度。零排放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关键是要让排放总量控制在人类健康能容忍的限度内。因此，实现减排目标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来进行立体防控，哪个手段都不能软。从6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环境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来看，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将入法，并加大环保违法的处罚力度，使环境违法的代价大大提高，从而逐渐形成不敢轻易环境违法，乃至保护环境成为公民自觉行动的社会氛围。环保法律硬起来、环境执法也硬起来，是这种社会氛围形成的两大支柱。
现实情况是，北京的污染物排放在不断增加。一是汽车尾气排放随着机动车保有数量的增长而增加，而且因为油品标准低质量差而增加尾气的危害；二是急剧膨胀的人口不仅给北京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带来巨大挑战，而且其粗放的活动方式和习惯给环境带来的污染不可小觑；三是北京周边的污染甚于北京，尤其是河北地区，其经济结构偏重、发展仍比较粗放，给北京的环境治理压力非常大。环境污染没有疆界，因此这种治理仅靠北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区域整体协调，共同治理才有成效，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一盘棋”思想。在这个区域版块内，不仅要进行产业分工，而且在低碳要求下，共同承担污染治理的代价，尤其是作为北京的环境屏障地区，无论是为保证水源安全还是防风固沙等所作出的牺牲，都必须有一个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唯有如此，才可持续。而这些补偿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就在于一揽子环境治理框架内的制度创新举措，比如征收碳税、拥堵税，乃至资源占用税等等。
其实，北京遭遇的困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段性特征。这些环境状况的恶化，是和经济发展过程相伴随的，并呈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全国其他地区亦如此，四分之一的国土遭遇雾霾笼罩，而且以经济发达和发展加速的地区为甚。发展需要继续，但是不能继续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个牺牲不是一个简单的污染，更重要的是它以一种隐形的形式持续给社会生活的主体——每个人——带来伤害，削弱人生产能力，最终会完全将其剥夺。最近，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教授公布其课题组8年前在淮河流域所做的一项跟踪研究成果第一次揭示，水环境污染与癌症有着直接关系，所搜集大量事实谓触目惊心。其实，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空气污染导致肺癌的增加也是一个道理。由此可以解读为：人在发展过程中不经意地为自己挖掘了一个坟墓。何必呢？
因此，在不能停止发展的前提下，必须将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作为一个硬约束，产业结构轻型化、发展低碳化。与此同时，对那些蓄意排污、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要让其破产，形成强大威慑，不能再现当年松花江水污染造成150公里污染带，对污染者开出最高罚单100万元，但治理污染却需投资100多亿元的怪现象。滇池治理、太湖治理、淮河治理等也陷入类似困境。发展的效率在哪？价值在哪？以罚代管、一些环保官员的腐败“助纣为虐”削弱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其丧失环境伦理的危害需要正视和治理。
治理环境关键在人，意识、决心和行动是决定因素。“七月二日北京天”不常有，但希望天蓝、地绿、水净、气爽的生态北京、美丽中国的回归之路不再曲折和坎坷。（文/杨良敏 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13年第七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