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是一个具有明确西化倾向的领导人，他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身份主导了乌克兰独立的进程，积极支持乌克兰的民族独立运动。用克拉夫丘克的发言人希利亚波希尼柯夫的话说：“对克拉夫丘克而言，没有比乌克兰总统更高的职位了。他个人的梦想，对此我深信不疑——就是创建一个在世界历史上扮演自己角色的、独立的乌克兰国家。”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克拉夫丘克本质上是个政治机会主义者。乌克兰人还津津乐道地传播关于他的一则笑话：一次适逢下雨，一位助手随即为克拉夫丘克递上了一把伞，可他却回答：“没关系，我能在雨滴的间隙里行走。”克拉夫丘克执政后，虽然提出了“中立不结盟”的政策，但乌克兰的内政、外交实际上转向了西方。他明确表示：乌克兰加入欧洲经济和政治结构是其现阶段的优先方向。

 

1991年3月，克拉夫丘克访问美国，希望西方把乌克兰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传统影响力的力量；强调乌克兰在巩固民主制度方面的作用。他在1992年访问捷克和匈牙利时建议，中东欧国家应建立一个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中东欧国家安全带，填补真空，防止俄罗斯在一区域势力的复苏。在其执政的最后一年，乌克兰成为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的国家。同年6月，乌克兰又成为独联体国家中第一个与欧盟签署伙伴协议的国家。

 

另一方面，克拉夫丘克担心俄罗斯借助独联体机制削弱各国主权，对独联体的内部合作与一体化表现得相当冷淡。乌克兰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军队，发行自己的货币，对独联体内实行统一的经济空间、军事战略空间、统一货币等原则置之不理。

 

激进抗衡俄罗斯的结果，恶化了乌俄关系。原苏联的高级官员甚至视克拉夫丘克为讨好西方的“纳粹分子”。因为克拉夫丘克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他小时候曾一家挨一家地向占领乌克兰的德国、罗马尼亚士兵唱圣诞颂歌。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一书中写道：“他（克拉夫丘克）用这种办法向海外最大的民族主义中心的听众证明，早在8岁他便对那些为赶走‘共产恶棍’而来乌克兰的人怀有一份热乎乎的感情。顺便说一句，后来他居然也对‘共产恶棍’效忠了很多年。”

 

为了向不断分离的乌克兰施加压力，俄罗斯率先挑起了克里米亚问题。1954年为庆祝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将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苏联解体后，克里米亚也随之归属乌克兰。但是1992年俄罗斯议会通过一项决议，认为苏联当年划拨克里米亚的决策违反宪法，要求举行有俄罗斯、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代表参加的谈判，并鼓励克里米亚人自由表达意愿。时任俄罗斯副总统鲁茨科借巡视黑海舰队之机，呼吁克里米亚居民举行全民公决，从而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

 

早在1783年，克里米亚半岛就归属了俄罗斯。“二战”后，苏联政府以克里米亚主要居民——鞑靼人——与德国人勾结为由，将他们迁往中亚，结果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成为主要居民，俄罗斯族占70%以上。所以，克里米亚是传统亲俄地区。独立公投时选择脱离苏联，更多考虑的是经济问题，而非民族问题。在俄罗斯的鼓动下，克里米亚当局通过了独立法，1994年，克里米亚自治共和国又选举产生了总统梅什科夫，他致力于将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的统一作为终极目标，同时克里米亚就当地俄罗斯族人双重国籍问题举行了全民公决。

 

1993年，俄罗斯议会又通过决议，要求收回作为黑海舰队基地的塞瓦斯托波尔市。塞瓦斯托波尔市的归属问题则更加复杂。早在1948年，该市就脱离了克里米亚成为独立的行政中心。1954年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时，塞市仍是俄联邦的直属城市。根据苏联解体的《别洛韦日协议》，塞市的法律地位没有变化。直到1997年，俄乌签署条约才承认塞市属于乌克兰。

 

乌克兰的态度则十分明确：决不允许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他们认为，克里米亚的归属甚至关系到乌克兰的生死存亡，稍有松动，就会引发东部俄罗斯族人的分离运动。乌克兰议会和外交部发表声明驳斥俄罗斯的领土要求，并要求联合国裁决。

 

于是，克里米亚问题就成了俄罗斯挟制乌克兰的重要筹码。当乌克兰愿意与俄罗斯保持“特殊”国家关系时，克里米亚局势就比较稳定，易于控制。反之则较为动荡，甚至激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府倒台后，克里米亚局势迅速“失控”，并通过全民公投最终并入俄罗斯。

 

靠拢西方、与俄罗斯关系的交恶，并不意味着乌克兰能够迅速融入西方世界。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他们自然会被西方接纳，随后源源不断的经济援助会帮助乌克兰摆脱危机。但乌克兰的政治家们很快发现，对西方的期望过高了。乌克兰在销毁核武器问题上的反复无常，反倒给了俄美双方联手施加压力的机会。

 

另一方面，俄乌关系恶化，使乌克兰失去了30%的俄罗斯市场。上世纪90年代乌克兰经济几乎瘫痪，以致俄语中“乌克兰化”一词就意味着“使之毁灭”。乌克兰经济涉及高通胀、负增长、失业和外资匮乏等诸多问题。企业负债累累甚至破产，工人得不到工资，只能得到“实物支付”，即用他们生产的产品来代替工资。这迫使一些乌克兰人进行“手提箱交易”，他们把产品带到波兰、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在那里赚取一点差价。数千名乌克兰妇女在西欧寻找工作时上当受骗，沦为娼妓。90年代，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总体下降54%，比俄罗斯的下降40%还要糟糕，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还要严重两倍。

 

在克拉夫丘克执政时期，虽然乌克兰得到了世界上140多个国家的承认，但还是没有获得稳定的国际地位。西方对乌克兰的政策依旧从属于对俄罗斯的政策。

 

1994年7月当选的乌克兰第二任总统库奇马，开始回调与俄罗斯的政策。这位前火箭工程师来自乌克兰东部第聂伯彼得罗斯克的南方工业局，代表了乌克兰东部的利益诉求。上任后，库奇马公开提出东西方平衡的外交政策，标志着对西方浪漫期待的终结，转向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

 

所谓平衡政策，具体说就是：东边与俄罗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主要解决能源问题；西边与欧洲接轨，加强乌克兰与美国、欧盟国家的关系，依靠自身潜力和西方援助增强抵抗俄罗斯的实力。

 

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库奇马解决了边界划分、黑海舰队分割、石油天然气债务等问题。他的最大手笔，是在1997年签订了为期10年的《乌克兰与俄罗斯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条约》。条约签订后，叶利钦说：“从今天起谁也不欠谁什么了。”随后俄罗斯免除了乌克兰8亿美元的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库奇马的“平衡”并非真的一碗水端平，乌克兰的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仍然是融入欧洲。

 

库奇马后来在自述中说：“为什么乌克兰不想加入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盟呢？一些穷人再招来另一些穷人，他们永远也富不了。开诚布公地讲，俄罗斯如今不能吸引乌克兰，它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处境最为不利。我们40%的工厂是军工企业，它们生产的不是最终产品，而是零部件。我们同俄罗斯的共同错误在于没有共同实现军工转产，没有共同出售军事技术装备。”

 

1996年2月，当时的库奇马就宣称：“乌克兰文化的根源是欧洲基督教文明，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自己的家首先确定为欧洲的原因。”当年4月份，他在欧洲委员会大会上，宣布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就是融入欧洲的结构，首先就是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库奇马的经济改革计划赢得了西方国家的赞许，经济援助也开始流入乌克兰。1994年，乌克兰与欧盟缔结了《和平伙伴协定》（PCA），1997年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计划。

 

在90年代，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10亿欧元的经济技术援助。乌克兰的地缘战略意义开始得到西方世界的认可。美国将乌克兰提升为战略合作伙伴，某种程度上使乌克兰成为其针对俄罗斯的缓冲国。到1997年，乌克兰成为仅次于以色列和埃及的美国外援接受国。到2001年，乌克兰接受了28.2亿美元的援助。

 

1997年，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与阿塞拜疆在美国纽约宣布组建古阿姆集团（GUUAM），这是一个独联体内与俄罗斯分庭抗礼的集团。乌克兰寄希望于在里海寻找新的能源供应，并建立绕过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管线。

 

但乌克兰终究是一个分裂的社会，公众对于国家走向的看法也因地区不同而两极分化。西乌克兰人倾向于和西方建立紧密的纽带，而东部和南部愈加把与俄罗斯的关系放在首位。结果这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局面的混乱。无论库奇马执行的是何种政策都会遭到反对，而平衡政策则可能让东西部地区两种不同倾向的政治势力均不满意。他在《乌克兰：政治、经济与外交》中无奈地写道：“一会儿按照我的反对派的看法，我是共产主义者；一会儿按照其他什么人的意见，我又成了民族主义者。”

 

回顾上世纪的最后时段，尽管不同势力已经开始布局，但乌克兰还没有成为搅动世界的舞台。在某种程度上，这源于“冷战”后“单极世界”的格局——美国“一超独霸”。而俄罗斯则遭受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政治混乱和民族分裂的威胁，处于战略收缩期，并没有太大的力量顾及乌克兰。但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俄罗斯崛起，这种暂时的平衡与沉寂被迅速扭转了。外力对抗重新成为乌克兰的主旋律。